【编者按】黄奇帆前市长在经济界有一个传说，是中国“最懂经济的省长”；他从重庆市市长退下来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趋势发表见解独到的观点、分析、判断。黄奇帆前市长，曾出任过本协会名誉会长，因此对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来讲培感亲切，我们将持续关注转发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独到见解。
没有人可以忽视黄奇帆对大势的看法。
作为一名资深的经济研究学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的黄奇帆，看问题总是鞭辟入里，总能一下子透过现象看穿本质、洞悉大势。
2023年已至，中国经济未来将去向何方？2035年，中国是否能赶超美国？中美脱钩下，中国能否自成体系？目前哪些领域还存在短板，又该怎么补？
这些大问题牵动人心。黄奇帆对此曾有过一些思考。本文摘编自黄奇帆新书《战略与路径：黄奇帆的十二堂经济课》，我们整理了黄奇帆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四五”规划、新发展格局、中国制造业、中美关系等热点话题的看法，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希望对你有帮助。
-01-
2035年，
中国经济将迈上“三大台阶”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园、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
我们现在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的大机遇，等等。在这个百年当中，也许大家会说历史是一年一年堆积起来，任何一年都有其意义，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
这话没错，但量变引起质变，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产生量变，但这个过程中，总有某几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拐点或上新台阶的质变点。
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12年。这个12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12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12年。这12年中有3个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021年到2025年，即“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万或者1.5万美元。
我们不说高增长（6%或7%），我们就算这5年每年增长 5%，按复利计算，5年就差不多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绝对值的增长，到202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就会达到1.4万或1.5万美元。
这就是一个质变点，它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
人均国民总收入1036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国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作温饱阶段；
1037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404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2535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富裕社会。
2020年我们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105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1.3万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进人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里有个历史现象，从1970年以来，差不多50年时间，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80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经济体）外，其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还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是低收入，现在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还在1036美元以下。
问题是这50年来居然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5000、8000、9000美元跳上去进入1.3万、1.4万、1.5万美元。一些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
由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四五十年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全球有80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37个、美洲21个、亚洲14个、大洋洲7个、非洲1个，全部人口约11亿，其中美国3亿多，日本接近2亿，欧洲有四五亿，一共加起来10亿，再加一些小国凑在一起约11亿，就是富人俱乐部。
但中国一个国家就是14亿人，一旦跳过中等收入上限，一下子就会让世界富人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在25亿里边我们占了14亿，55%左右。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世界富人俱乐部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台阶。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奋斗40多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且让世界高收入国家人数增加一倍多，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预计今后10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60多万亿元，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以现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80万亿元，折合美元约28万亿；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大体也会达到28万亿美元左右。
在“十五五”期间，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的人均GDP还处在高收入国家梯队的中游，但是总量超过美国，亦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在康熙、乾隆年间，中国GDP占全球40%，1820年时为32.9%，仍是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1%不到，仅相当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预计在今后的10年，会进一步升至25%左右。
到那个时候，也就是在2030年前，我们总量会超过美国。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2020年GDP为20.93万亿美元，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70%左右。
我国近10年应该能保持每年5%的增长，到2030年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经过了200多年，中国又回升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第三个台阶：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里，写了这么一句定性的话。这里有几层内涵。
第一，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是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目前，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在5万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在2万-4万美元之间。
我们国家2021-2035年这15年，如果用人民币不变价增长率来算的话，15年里只要年平均增长率4.7%就能做到总量翻番，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以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2万美元。15年里平均每年增长4.7%，这是很保守的、很稳当的一个目标，是一定能做到的。
第二，按照刚才讲，人均GDP 1.13万美元翻一番，达到2.2万美元以上，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静态来算的，但实际每年的货币是有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
1. 每年总有至少2%的通货膨胀。假定说每年2%，15年通胀至少有30%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不变价计算的2.2万美元，届时现价人均GDP折合美元完全可能达到2.6万美元以上；
2.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现在是按接近1：6.9算的，今后15年，人民币升值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到2035年是1：6的汇率，那人均GDP有可能是3万多美元了。
也就是说，到2035年中国实现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线、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远景目标，人均GDP达到2.6万-3万美元是可以想象的，这样我们就提前15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的前景非常灿烂、非常鼓舞人心。
以上讲的远景目标、迈上3个台阶的概念，这3个台阶都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点意义的。
所以我说这12年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12年里中国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能够把原来20世纪80年代定的2050年的目标提前15年实现。
这么想一想，这12年的确是非常重要，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讲的新阶段、新战略、新格局，都体现在这3个台阶里。
-02-
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经济将出现5个新特点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做了详细规划。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后长远的发展战略。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个战略新路径会给国民经济格局带来哪些重要变化呢？
我认为，我国经济会出现5个新特点：
1. 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
加人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时达到最高，为64%。这几年慢慢降下来，到2019年时为32%。
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群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高度消费的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25%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加健康高效。
过去，我们的民营企业要到“客场”争夺国际订单，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主场”就可以站起来了。
主赛场更具广阔天地。不仅如此，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以顺差为目标来一味扩大出口，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
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2. 我国的工业体系将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更有质量和效益
尽管我国现在的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我们不得不说，我国的工业体系在30多年的外循环为主体的运行方式下，存在着3个明显短板：
一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业效益低的问题；
二是低端低质量的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高端高质量的较少，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
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内分工不深，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
而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行模式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产业链的含金量将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尽管这种加工贸易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就业，但由于只占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
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比如产值为100亿元的加工贸易，由于“两头在外”，一般只有10%-12%左右转化成本地的GDP；而内循环模式下，如将上游的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集群到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同样100亿元产值带来的GDP将可能达到30亿-35亿元，也就是说将会有30%-35%的GDP转化率，产业链的含金量将会更高。
二是供应链的安全性将得到有效保障。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先就会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
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但是我们此前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不仅满血复活，还在加班加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为主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价值链的韧性得到全面增强。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有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体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
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也容易被人“一剑封喉”。
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我们有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高品质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我们广大的中小企业开展创新、培育品牌提供了最为丰富而便利的市场。
过去要靠国外高端客户来积累技术、培育市场的情形，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了。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业的全面渗透，近几年陆续涌现出的以智慧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为特征的“新制造”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3. 经济的循环流通将以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支撑
高标准市场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的体系，一个是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体系。
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说得简单一点，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外资就来了），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政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 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稳定可预期
有一个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内循环下经济生生不息的基础性特征。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
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即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
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
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内循环下，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构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
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最高领导人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6条举措：
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
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落实了这6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在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跃起来。
5. 就业、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均衡普惠持续健康
一是将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中国现在有1.2亿个市场主体，其中8200多万个个体户、3800多万个中小微企业。
这些个体户、中小微企业既是大工业大商业产业链配套的主体，又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如果每个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背后各有一个家庭的话，这1.2亿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将涉及4亿人的生活收入。
在未来，需要有更多中小微企业服务内循环，意味着增加就业的载体也会更多。
一个人就业了、形成了消费，就会形成其他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其他中小微企业反过来会增加就业，以就业带动就业的循环会更加顺畅。
二是将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现在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甚至在局部地区有所扩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极低。
中国的农民97%的年收入就是他的劳务打工和务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怎么样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提升内循环效率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
最近采取的措施如被征地动迁的农民的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入市拍卖，扣除成本费用，拍卖的钱全部归农民和集体组织，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
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指标跨地区、跨省交易，也将增加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通过立法开始真正实施。
三是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内循环下要防止脱实向虚，就需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增强其他消费能力。
我认为10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大体上50%是商品产权房、30%是商品租赁房、20%是政府保障房。
四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
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決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
-03-
今后二三十年，
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
接下来，讲讲中国制造业。
我认为，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
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抓住热点，就可能引领今后20年进入千家万户的耐用消费品产业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新一轮电子信息产业的引领者。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5种：
一是具有智慧驾驶功能的新能源汽车。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的41%，产销量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
预计到2030年，中国每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会达到1000万辆以上。在清洁能源汽车替代石化能源汽车的历史过程中，由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驾驶功能也会逐步渗透融入新能源汽车中。
二是机器人。这里的机器人，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指的是家庭机器人，可以进行娱乐、家政服务，甚至陪伴老人生活、儿童学习的进入千家万户的机器人。未来这些机器人每年需求量将达到四五千万台，形成万亿元级别的市场。
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这类设备目前还比较笨重，长时间佩戴在头上人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以后会更加精巧、舒适，将替代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成为新一代计算和通信终端平台，就像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替代台式机、大哥大一样。
四是柔性显示。柔性面板能以各种角度弯曲显示，可以卷起来也可以摊开，而不是像传统液晶面板一样只能平板显示。同时，柔性显示与激光显示结合，能够实现多种场景的影像展现。
五是3D打印设备。3D打印使得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个性化定制产品。未来随着打印工艺不断进步、打印材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设备售价进一步降低，3D打印在家庭生活场景下的应用将更加普及，对于3D打印设备的需求也将达到每年上千万台。
大家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老一代“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在新一代“四大件”“五大件”的发展中也一定能取得领先。
然而实践表明，老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原先的产业基础可能变成包袱，新一代的产品可能反而跟不上了。
就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中国销量排名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中，大部分都不是老牌汽车巨头，往往都是从无到有、后来居上的。原因就在于，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在生产线、生产工艺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老牌汽车巨头转型电动车反而有难度。
能够在新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产业中取得领先的，更多的是从无到有、后来居上的城市。对此，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空间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白，工业强国的关键是科技强国。当我们的基础科技在高精尖的部件方面能与时俱进地跟上摩尔定律，每2-3年芯片技术进化一代；当我们的产品开发每20-30年能引领全球新一轮整机产品的制造。
我们就能自己形成一批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链头”企业，主导一批外包、代工的龙头企业，并由链头企业和代工龙头企业根据“产地销”和“销地产”的原则在全球布局产业链。
作为取得世界工业规模第一已十多年的中国工业，再过十几年，不仅具有制造优势、规模优势，而且具有全球产品技术开发优势、品牌优势、布局优势，真正掌握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实在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事情。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制造业还有一些关键环节受制于人，不仅阻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也容易引发产业链安全风险。
我在这里重点举几个例子，包括高端数控机床、高端轴承、高端科研仪器设备、航空发动机，等等。
1. 高端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适用于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场景，被誉为“工业母机”，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生产基础。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机床生产国和消费国，2019年产值和销量分别占全球的23.1%和27.2%。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机床行业仍存在4点不足：
一是机床整体数控化率不高，以金属切削机床为例，目前在43%左右，而德、日、美等国家长期在75%以上，并且我国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较大；
二是国产机床主要处于产业链中低端，高档数控机床还是进口品牌占多数；
三是国产高档数控机床在静态精度指标方面己经能够基本达到国际先进产品的水平，但是在动态性能、精度保持性和可靠性方面不足；
四是高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比如主轴、丝杠、导轨等国产化率不够高。
可以说，高端数控机床方面的短板是中国制造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向更高层级跃升的重要制约。
2. 高端轴承
轴承之于机械装备，相当于关节之于人体，是提升操作精密度、降低摩擦系数的关键。
世界八大轴承集团建立了很高的技术和市场壁垒，占据了全球70%左右的市场份额。我国轴承企业经过不懈努力已经具备相当的技术实力，许多关键零部件，比如轴承钢球、轴承套圈、密封等进入国际轴承巨头的供应体系，成品轴承大量出口海外，是轴承净出口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左右。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轴承的总体自给率已经达到80%，但是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在风电、先进轨道交通、高水平轧机等领域所用的高端轴承还是以进口为主，国产高端轴承的精度、振动、寿命、可靠性和高速性能方面仍然比不上欧美和日本的产品。
这背后反映出国内轴承产业在高端轴承钢和生产制造设备、加工工艺上的不足。换言之，中国高端轴承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提升这3方面的技术实力。
3. 高端科学仪器设备
科研仪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工具、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进行检验检测的关键装备，涉及材料科学、精密机械、光学、微电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应用。
虽然这一行业的产值不算高，但是对于整个科研体系和国民经济都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目前中国科研仪器的发展与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2016-2019年中国大型科研仪器的进口率达到70%，在高端科研仪器领域进口率则更高，这不仅导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巨大贸易逆差，国际仪器巨头凭借垄断地位对售后服务、零配件收取不合理的高价。
更为关键的是，科学仪器受制于人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科研体系的命脉掌握在他人手中。
在中美两国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对于进口科学仪器的依赖无疑加大了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风险。
分析原因：
一是国产设备在稳定性、精密度等方面的差距；
二是配套体系不够完善，国际仪器龙头大多形成了整机、零部件、配套设备、试剂耗材以及服务的全流程配套体系，缺少其中任意一环都可能对科研活动带来不便；
三是国际仪器龙头长期垄断带来了权威性和用户依赖，很多从海外高校和实验室回国的科研人员也习惯了使用进口仪器。
所以，尽管国产设备的性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但是大量科研院所还是倾向于高价购买进口设备。
总之，科研仪器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基础研究能力和装备制造水平全方位进步的结果，需要不断投入和长时间积累沉淀。
4. 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在高温、高压、高应力、高转速的极端恶劣环境下持续高负荷运行，技术极为精深，研发投入巨大，开发周期漫长，并且与一国的基础工业水平高度相关。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由欧美主导，中国的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经历了测绘模仿、自主改进、自主研发3个阶段，在自主化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国际一流相比，综合实力仍显不足。
首先是在关键原材料上的差距。比如高温合金，具备抗高温、抗氧化、抗腐蚀和抗蠕变等性能，主要用于燃烧室、压气机、导向叶片、涡轮叶片、涡轮盘等部件，用量可以占到航空发动机总重的40%-60%。在这方面，中国目前的进口依存度仍然较高。
其次，我国航空发动机在关键零部件方面相对落后。比如叶片是航空发动机中数量占比最高、最关键的零件之一，其中涡轮叶片处于最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对于制造工艺提出了极高要求。
最后，在发动机整机制造领域，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基本由欧美垄断。总而言之，中国掌握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技术，建立完整的航发产业链，对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其他还包括基础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医疗器械、高端光学设备等，这些领域都属于工业基础能力的范畴，是中国制造业进行全力攻坚的重点方向。
-04-
中国经济，何时赶超美国？
接下来讲讲中国经济何时能赶上美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8%-9%的增速，是美国同期经济增速的4倍左右，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经济总量对美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6.3%提高到2020年的66.5%（根据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以下皆同）。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界和智库机构根据过去10年这一增速的趋势，预测中国经济的总量将在2028-2029年左右超越美国。
但这个预测是基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3倍的假设，具体能否实现，变数很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经济竞争加剧，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
对美国而言，以对抗、竞争、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已成朝野上下、两党精英的政治抉择。无论是前任特朗普政府还是现任拜登政府，都把对抗、竞争、打压中国放在首位。
这种对抗打压中国的政治立场将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的全过程，只有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5年、10年、20年后，世界经济进入新格局，才会逐步终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预测，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发展会有所加快。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拥有最强大的科技、军事和金融实力。全世界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在美国，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全世界最强的高教资源和科研力量也在美国，美国仍是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
不排除美国的这些“硬”实力被美国政府有效利用，进而转变成支撑美国未来10年长周期稳定增长的“巧”实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未来15年，以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经济的不变价增速应能保持2倍于美国的增速，确保在未来15年内超过美国。
根据测算，若美国经济保持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中美经济增速倍率按2倍计算，并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上升因素，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会在2035年左右实现。但若中国对美经济增速倍率降到1.5倍以下，那赶上美国的目标将会被拖到2070年。这个时间太漫长了。
总之，认为中国经济5年、8年能超过美国的判断，过于乐观激进，认为中国经济2035年、2040年还追不上美国，又太低估了自己。
因此，我们应该将经济总量2030年超过美国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作为未来12年的基本目标、底线目标。
因为这关系到全球资源的配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就在这12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要在这12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
尽管那个时候中国在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毕竟是中美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标。
-05-
中美脱钩下，
世界的5个“不会变”
最后一部分，讲讲中美关系。
近年来，美国先后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意图对我国极限施压，全面遏制，“脱钩”或以“脱钩”相威胁已成为美对华政策工具箱内重要的战略威慑和战术打击工具。
不论是从近期政策动向上看，还是从长期战略上看，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朝野两党、参众两院都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长远对手长期遏制打压。
总的看，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把这几年美国政府和政客反复炒作的这些脱钩的措施归纳一下，大体上包含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市场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10个方面。
并且可以分为3部分：
1. 高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算网络这3个方面对华进行“剧烈脱钩”；
2. 中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对华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这4个方面对华进行“半脱钩”；
3. 低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这3个方面与我国只发生“轻度脱钩”。
而关于我们的应对原则：
第一，应该按照毛泽东主席20世纪40年代后期向全世界讲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藐视它；毛主席又说帝国主义是真老虎，战术上要重视它。
也就是说，对这“十个脱钩”，战略上我们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应该遵照中央在过去几年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的4个原则：
1.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句话也是当年毛主席说的，现在一样有效。面对中美脱钩，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能心存侥幸。
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总统下来了，新总统上来了，就可能完全跟原来的总统对着干，又跟我们谈合作。
美国人和中国搞脱钩，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有它内在的必然性。所以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2.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3. 守住底线，灵活应对；
4. 抓住关键，克服短板。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要取胜，先为不可胜，而后可胜，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薄弱环节弥补好，使得敌人、对手无法战胜你，然后在别人无法战胜你的时候，你找到机会，再战胜对手，也就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这4个原则32个字，最彻底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名言，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具体阐释了怎么重视、怎么藐视。实际上这4个原则就体现了这么一个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可以说，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美“竞合”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将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脱钩”将成为新常态。
但“脱钩”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中美利益格局的重组与重构。
这个世界在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不管怎么变，不管美国的政客怎么换，不管它的脱钩政策推进到哪一步，不管逆全球化的措施怎么推进，最终的结果，我认为世界有5个不会变：
第一，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但一只独大的全球化特征会演变为多极化。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不是那些政客逆全球化，就能让全球碎片化，特别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把整个世界搅在一起，所以全球化趋势不会变。
但全球化格局中一个趋势倒会变，就是过去40年由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统领的全球化、一枝独大的全球化，会逐渐演变为二三十年以后，也许美国是一极、欧盟也是一极、中国也会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这几个国家也将成为比较重要的一极，也就是多极化的全球化。
第二，亚洲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个趋势不会变。
70年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17%。过了40年，现在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7%。
我相信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定会呈现继续加大趋势，再过30年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
如果亚洲占50%，欧洲、美洲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占50%，这个格局就跟二战后美国GDP占世界50%的状况反过来了。
亚洲占50%，中国在里面可能要占世界的30%。说世界中心向亚洲转移，过去50年就在不断地转，未来30年还是会继续这么转。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个趋势不会变。
全世界已经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不管是机械化——蒸汽机的革命，还是电气化——内燃机的革命，还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的革命，都使原有的、沉没的经济翻身，上新台阶。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综合平台智能化的革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人不仅参与，还能有一定引领作用。
第一次、第二次我们根本没摊上，第一次清朝封闭，根本不参与；第二次中国人正好是遇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打了近100年的仗。中间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打的日俄战争。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全盘跟进，我们正好改革开放，但我们不是引领者，我们是跟进者、开放当中的受益者。
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会跟进，一定意义上我们也是引领者，但不是唯一的引领者，美国、欧洲、日本也都是引领者，我们处在引领者的队伍里。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
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下开放格局不会变。
第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不会变。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30%。今后几十年，中国哪怕经济增长放慢了，原来百分之十几，今后哪怕每年增长5%、4%，但我们GDP的基数从原来10万亿元、20万亿元增长到现在100万亿元，增速虽放缓了，但基数很大，照样是世界增长总份额的30%。这个份额也不会变。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跟世界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会彰显出来。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越是美国人搞中美“脱钩”，甚至拉拢它的盟国孤立中国，中国越要开放，越要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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