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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大力推动生产性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将其作为强化“四大功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透露，近日，围绕促进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展，本市出台新政，推出三个方面16项措施，并成立新的跨部门工作机制。到2025年，全市生产性互联网平台交易额将突破3.3万亿元。

新政+专班+体系——全面发力

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是企业间为商品生产、流通提供配套服务的新型经济形态，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根据新出台的《关于促进本市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该领域平台主要包括四大类，即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工业品电商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专业服务平台。

据介绍，上海的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具有先发优势，经过近十年的培育，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达万亿元级、领域广泛辐射的产业赛道，并呈现出领域更宽、能级更高、模式更优的特点。其中，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能级高、辐射力强，年交易额达千亿元级的平台有6个、百亿元级11个；工业品电商平台的发展全国领先，4家平台年业务规模接近500亿元，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成为推动各领域企业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另外，检测检验、汽车信息、绿色低碳供应链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平台，也都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

不久前召开的十二届市委三次全会，对促进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展做了重要部署。市政府办公厅近期印发《若干意见》，同时成立由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组建的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重点事项。相关重点区域也成立由属地政府或管委会牵头的区域工作专班，制订区域工作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若干意见》，上海后续还会以该文件为指引，进一步出台措施，从而形成“1+X”支持体系。近期将出台的政策包括标准体系、绿色低碳、综合监管、金融监管等。

强、大、专、优——精准施策

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根据《若干意见》，上海对于推动生产性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给予很高的定位和期待。《若干意见》提出，生产性互联网平台是现代产业生态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上海强化“四大功能”、增强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发展能级、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据介绍，新政的目标是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强化创新引领，强化要素保障，强化系统推进，着力实现二三产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更好增强市场价值发现功能、资源配置优化功能、专业服务增值功能，不断提升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力。

结合四大类平台的功能与特点，上海此次分类培育，精准施策。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方面将着力“做强”，依托国家金融要素市场，升级大宗商品的场外衍生品平台，加强“期现联动”，建立重要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对于工业品电商服务平台，重点是“做大”，提供专业化、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对于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主要是“做专”，鼓励发展以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服务，打造新型产业链、供应链和企业生态。专业服务平台方面，关键词是“做优”，加快培育一批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汽车、时尚消费品等重点产业紧密相关的平台。

总体上，通过“梯次培育”的方式，上海将以两到三年努力，升级本地平台或者引进其他平台，争取涌现出一批国家级平台。此外，将鼓励一批平台“走出去”，引导一批平台丰富先进技术应用场景，壮大一批平台优化绿色、高效、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优环境、布重点——干货满满

如何为生产性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打造更优环境是上海此次重点关注的。在这方面，《若干意见》包含了许多实打实的举措。

上海提出，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用足用好各项专项资金、政策，加大对平台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将鼓励、指导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要创新发展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另一方面，对于相关平台的物流仓储设施用地需求，将编制相关规划给予必要保障，特别是支持建设智慧化、共享型现代仓储基础设施。

平台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拥有很大的应用潜力。为此，上海提出，要发挥平台在数据、应用场景方面的优势，强化数据整合和资源配置能力，加快传统业务场景的数字化重构；对于目前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将积极培育垂直细分领域的大模型企业，面向平台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此外，对于区块链技术、数字人民币等，也将加快试点。

此外，全市目前已确定生产性互联网平台的重点地区，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宝山区、普陀区等结合各自特点，也率先提出了下一步举措。

其中，浦东新区提出将培育50家标杆企业，打造3到5个示范基地，形成综合性平台集聚区；临港将做强一批石油天然气、塑化、有色等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做优一批跨境贸易、技术交易等专业服务平台，支撑临港新片区国际化体系建设；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将聚焦数字化转型和专业服务，打造联动全球的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示范枢纽；宝山、普陀等区将聚焦大宗商品交易、绿色低碳供应链、有色金属供应链等，打造相应的生态圈和服务体系。

（原载于2023年7月19日《文汇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2023年7月14日）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

二、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

（一）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备案、注册、年检、认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许可、备案等政务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和审批标准，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在政务服务前要求企业自行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或提供证明等。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建立市场准入壁垒投诉和处理回应机制，完善典型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

（二）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定期推出市场干预行为负面清单，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建立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信用信息记录和共享体系，全面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将承诺和履约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发挥信用激励机制作用，提升信用良好企业获得感。完善信用约束机制，依法依规按照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对责任主体实施惩戒。健全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修复机制，研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将机关、事业单位的违约毁约、拖欠账款、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四）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鼓励民营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推动修订企业破产法并完善配套制度。优化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相关政策，降低转换成本。

三、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精准制定实施各类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及时回应关切和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五）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银行、保险、担保、券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归集，推广“信易贷”等服务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扩大覆盖面、提升增信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六）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在合同未作约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延迟支付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款项。建立拖欠账款定期披露、劝告指导、主动执法制度。强化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完善票据市场信用约束机制。完善拖欠账款投诉处理和信用监督机制，加强对恶意拖欠账款案例的曝光。完善拖欠账款清理与审计、督查、巡视等制度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七）强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畅通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渠道，健全人事管理、档案管理、社会保障等接续的政策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办法，畅通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渠道，完善以市场评价为导向的职称评审标准。搭建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用工和劳动者求职信息对接平台。大力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进民营经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优化职业发展环境。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发挥平台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

（八）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用，推动涉企资金直达快享。加大涉企补贴资金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针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建立支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推广告知承诺制，有关部门能够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提取的材料，不再要求重复提供。

（九）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依法依规履行涉企政策调整程序，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加强直接面向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发布和解读引导。支持各级政府部门邀请优秀企业家开展咨询，在涉企政策、规划、标准的制定和评估等方面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四、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以及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施，避免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对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侦查办案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完善涉企案件申诉、再审等机制，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

（十一）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出台司法解释，依法加大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健全涉案财物追缴处置机制。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强化民营企业腐败源头治理，引导民营企业建立严格的审计监督体系和财会制度。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推动企业加强法治教育，营造诚信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机制。推动建设法治民营企业、清廉民营企业。

（十二）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行为保全等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和行政非诉执行快速处理机制，健全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研究完善商业改进、文化创意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

（十三）完善监管执法体系。加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提高监管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管。鼓励跨行政区域按规定联合发布统一监管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开展联动执法。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推行告知、提醒、劝导等执法方式，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十四）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持续完善政府定价的涉企收费清单制度，进行常态化公示，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畅通涉企违规收费投诉举报渠道，建立规范的问题线索部门共享和转办机制，综合采取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手段实施联合惩戒，公开曝光违规收费典型案例。

五、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五）引导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实现治理规范、有效制衡、合规经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依法推动实现企业法人财产与出资人个人或家族财产分离，明晰企业产权结构。研究构建风险评估体系和提示机制，对严重影响企业运营并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情形提前预警。支持民营企业加强风险防范管理，引导建立覆盖企业战略、规划、投融资、市场运营等各领域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理意识和能力。

（十六）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规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培育一批关键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加大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力度，发挥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产品迭代应用。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开展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完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管理制度和成果转化机制，调动其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积极性，支持民营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熟化基地、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和成果转化。

（十七）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共性技术研发，参与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应用创新。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低成本、模块化智能制造设备和系统的推广应用。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生产工艺、设备、技术的绿色低碳改造力度，加快发展柔性制造，提升应急扩产转产能力，提升产业链韧性。

（十八）鼓励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民营企业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向核心零部件和高端制成品设计研发等方向延伸；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美誉度。鼓励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在走出去中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更好指导支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外部挑战。强化部门协同配合，针对民营经济人士海外人身和财产安全，建立防范化解风险协作机制。

（十九）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鼓励民营企业自主自愿通过扩大吸纳就业、完善工资分配制度等，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的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生态产业，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投入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减碳技术和服务，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等领域投资力度，参与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代种养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特色产业，积极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

（二十）依法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健全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提高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引导平台经济向开放、创新、赋能方向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鼓励民营企业集中精力做强做优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六、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用务实举措稳定人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二十一）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机制。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中的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方式。

（二十二）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敢闯敢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发挥优秀企业家示范带动作用，按规定加大评选表彰力度，在民营经济中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及时总结推广富有中国特色、顺应时代潮流的企业家成长经验。

（二十三）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优化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结构，健全选人机制，兼顾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企业，适当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倾斜。规范政治安排，完善相关综合评价体系，稳妥做好推荐优秀民营经济人士作为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协委员人选工作，发挥工商联在民营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主渠道作用。支持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在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十四）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民营经济人士专题培训和学习研讨机制，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完善民营中小微企业培训制度，构建多领域多层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体系。加强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梯次培养，建立健全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辅导制度，推动事业新老交接和有序传承。

（二十五）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要双向建立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依法依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解难题、办实事，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民营企业家要积极主动与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沟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七、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

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履行社会责任，展现良好形象，更好与舆论互动，营造正确认识、充分尊重、积极关心民营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十六）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二十七）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舆论环境。加强对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宣传报道，凝聚崇尚创新创业正能量，增强企业家的荣誉感和社会价值感。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和时代氛围，对民营经济人士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理解、宽容、帮助。建立部门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等行为，健全相关举报机制，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二十八）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做发展的实干家和新时代的奉献者，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个人价值，向全社会展现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形象，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探索建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踊跃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参与应急救灾，支持国防建设。

八、加强组织实施

（二十九）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建立完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和压实部门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央地联动。支持工商联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更好发挥作用。

（三十）完善落实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已出台政策的督促落实，重点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政策落实落细，完善评估督导体系。建立健全民营经济投诉维权平台，完善投诉举报保密制度、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

（三十一）及时做好总结评估。在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对涉民营经济政策开展专项评估审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机制。加强民营经济统计监测评估，必要时可研究编制统一规范的民营经济发展指数。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适当形式予以固化。

6月22日至29日，德国著名管理学者、“隐形冠军之父”、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协会名誉主席赫尔曼·西蒙率领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代表团访华，与到访地政府和企业交流对接，共促中德产业发展。

据介绍，“隐形冠军”是指虽不为公众熟知，但在某一细分领域或行业做到全球领先的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由赫尔曼·西蒙创立。

赫尔曼·西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投资在中德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德国企业也表现出在中国投资的愿望，这样的交流会碰撞出新的机会，他希望看到在中德、德中之间会有更加强有力的投资。

5月17日，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提升抗风险能力，上海市服务企业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制订《上海市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能力若干措施》，并经市政府同意予以正式发布。

中小企业是稳定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础。去年，上海规上中小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49.4%，中小企业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市32.3%。《若干措施》聚焦中小微企业最关心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28条具体措施。

创新发展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科技成果赋智中小企业专项行动，市级技术改造专项支持门槛从2000万元降至1000万元，从而扩大技改受益面；对“小升规”企业和工业产值首次突破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等不同规模的先进制造业企业，鼓励各区给予支持；实施“上海产业菁英”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每年培育200人。

助力数字化转型方面，上海将发放“AI算力券”，重点支持租用市智能算力且用于核心算法创新、模型研发的企业，最高按合同费用20%进行支持；发放“智评券”，市级安排资金5000万元，同时鼓励各区进行政策配套，支持企业采购智能制造成熟度能力评估诊断服务，今年计划推动3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测评；实施中小企业“工赋伙伴”计划，今年培育不少于300家中小数商企业。

营造融通发展生态方面，努力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生态，并将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阶段性提高至40%以上的政策延续到今年年底。

金融赋能方面，提出推进“融资畅通”工程和无缝续贷工程，落实国家融资担保奖补资金，平均担保费率保持在1%（含）以下。

纾困支持方面，上海将开展中小微企业助企纾困专项行动，发挥中小企业服务专员作用，实现政策上门对接。

加强精准服务方面，上海正持续强化企业服务云等平台服务能级，加强政策集成创新，提高跨部门协同效能。

自2011年起，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程，现已累计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572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数量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另外，2020年起，工信部委托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围绕市场、法治、融资、创新和政策环境，对全国36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上海已连续3年综合排名名列前茅。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统筹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乘势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逆势而上，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也要顺势而为，在优势领域做大做强。要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培育壮大新动能。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

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

会议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各类企业都要依法合规经营。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认真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会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做好中小银行、保险和信托机构改革化险工作。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要继续抓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抓好安全生产。要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大兴调查研究，奔着问题去，切实帮助企业和基层解决困难。

4月3日下午，记者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6.0版落实落地已有部分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涉及市场准入退出、解决商业纠纷等方面。

市发改委介绍，目前优化营商环境6.0版已有部分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比如，市场准入退出方面，企业高频证照变更联办“一件事”深化推进，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13项许可证和备案可与营业执照变更同步联办；电子营业执照改革向个体工商户拓展。解决商业纠纷方面，解纷“一件事”平台上线，可在线申请矛盾纠纷化解服务。信用服务方面，印发《关于推行市场主体以专用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记录证明的实施方案》，推行“一份报告替代一摞（41份）证明”。企业服务方面，12345市民热线设立企业服务专席，并建立三方通话解决企业诉求机制；各政务服务大厅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了解并解决企业群众“想办却办不成的事”。政策服务方面，正在推进政策集成式发布试点，强化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服务平台启用，提供一窗口统办、一平台交易、一链条保护、一站式管理、一体化服务、一键式咨询六大服务。特色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张江科学城出台强化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发起设立张江创投联盟和张江孵化联盟等10项举措。

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建设处处长卢爱国表示，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要求，进一步突出对标国际一流、注重市场主体感受、发挥重点地区示范带动，推动营商环境工作持续深入，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优化营商环境6.0版落实：一是拓展市场化营商环境广度。近期将着力推动清除隐性壁垒、统一大市场、长三角高水平营商环境建设、市场准入效能评估等工作；二是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亮度。近期将抓紧开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二次修正，进一步夯实营商环境法治体系；三是彰显国际化营商环境高度。近期将启动对标世界银行新评估体系标准改革专项行动。

（原载于2023年4月4日《解放日报》）

上海市科委关于2023年第一批入库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要求，经公示通过，现将上海市2023年第一批2472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详见附件）予以公告。

附件：上海市2023年第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年3月27日

上海市 2023 年第 1 批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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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黄奇帆前市长在经济界有一个传说，是中国“最懂经济的省长”；他从重庆市市长退下来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趋势发表见解独到的观点、分析、判断。黄奇帆前市长，曾出任过本协会名誉会长，因此对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来讲培感亲切，我们将持续关注转发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独到见解。

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心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因为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自 2011 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2006 年时达到 32.5% 的峰值，自 2011 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 年降到 26.3%，9 年时间里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

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形成低水平重复，最后导致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对于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人“一剑封喉”。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创立上千万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8 年，日本是 12 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 3 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迈向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 GDP 超过 1.5 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趋势。

二是相对于中国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 2035 年前不能低于 25%，在 2050 年前不能低于 20%。再加上 10% 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应该在 2035 年前保持在 35% 以上、在 2050 年前保持在 30% 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不足 18% 的极端。

三是在制造业占 GDP 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 3%-4%，保持“从 0 到 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 20% 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 30% 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

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与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应逐渐增大到50%-60%。当这四方面条件都满足后，以“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5%左右。这个时候，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

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为此，我们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从此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

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

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

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同一个地方落地后，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

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三类集群。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齐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

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

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

推动补链、扩链、强链，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提高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

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笔电家电组装厂。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很多内资企业已经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能力，为我们培养内地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产品的“生态圈”。

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植入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市场规模的耐用消费品。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 20-30 年就会有四到五种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 1950—1970 年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1980—1990 年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21 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屏，五是 3D 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我理解，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两类问题，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十大对此再次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围绕这两句话继续深化改革。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十大对此再次做出强调，并加了“充分”两字。那么，这个“充分”和“决定性作用”如何体现？

我认为，着重体现为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事实上，围绕这些内容，近年来党中央都有重磅文件发布。其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重在破除阻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连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

要通过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进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二十大报告针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墨不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我理解，这个创举不仅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更是对政府角色的自我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政府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在健全宏观调控、制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协同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未来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比如二十大报告中重点提及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核心是要进一步健全人民币发行机制，确立人民币自己的锚。这涉及理顺财政与央行的关系，建立与大国金融、强国金融相匹配的国债发行机制，构建更加平滑可靠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都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等等。

其次，要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操作问题。

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比重问题。从 1980 年到 2010 年，非公经济产生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8% 持续增长到 60% 左右，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概括为“56789”。但自 2010 年到现在，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60% 左右，为什么不再往上涨呢？

这里面有个基本的逻辑。任何经济体的增加值按照活动主体可以分为政府行为产生的增加值和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加值。而市场主体又可分为公有制主体和非公主体，所以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在 20% 左右，这些税收经过政府支出后形成了占 GDP 总量 15% 左右的增加值，因此市场主体的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大约在 85%。

在中国，非公主体产生的 GDP 目前大致占 60%。同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意味着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要在 GDP 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不可能无限制地降下去、降没了，目前大致在 25%，比较合理。这样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体、公有制主体三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贡献所占比例为15∶60∶25的格局。以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波动，非公主体的经济贡献可能会到 65%。

当然，对于个别省份如广东、浙江等，非公经济比重大一点无可厚非，因为央企的经济增加值统计不在地方在中央。对于社会整体来说，“56789”不仅描述了非公经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准确刻画；“15∶25∶60”的比例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这样，政府和公有制企业的经济贡献加起来占40%，可以起到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非公有制企业经济贡献占 60% 则有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有一个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经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

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其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此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于 2018 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关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二十大对此再次强调，这方面的关键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盘活天量的国有资本，又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整体经济赋能。

2021 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中央加地方）总额为 86.9 万亿元，99% 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建议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 10 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

如果这 10 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 10%，每年就会有上万亿元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 10 亿元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 20 多万亿元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二十大强调“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当前绿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必将出现几个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要吸收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我国企业被外资投资控制的教训，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依托，主动去培育这些潜在的独角兽，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这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

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约 14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 20%。西欧最发达的德国、法国、英国，人口都在 6000 万-8000 万，只占全球人口总量的 1% 左右，加上日本 1.26 亿人、美国 3.3 亿人，这些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是 12.15 亿人，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 14 亿人，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这些高收入国家还大。

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一个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人口的91.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市场环境是大体一致的。这跟印度碎片式市场和欧盟的散装式市场是不一样的。

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

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

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资产，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

三是采购成本，无论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购的数量越大，打折降价的系数越大，采购成本也就越低。

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

五是物流成本，包括运输、仓储、中转、装卸等环节的单位费用都会随着规模增长而摊薄。

六是市场开拓成本，通常来说，企业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产品定位、渠道拓展等，而中国本身是一个单一市场，同一套策略、同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大降低了市场开拓费用。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影响整个制造业成本的 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 30%-40%，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竞争对手。

第二，“引力场”效应。这种“引力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从需求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本土消费看，2021 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68328.71 亿美元，美国为 74173.44 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相当于美国的 92.12%，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从进口贸易看，中国未来 10 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 5 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 27 万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蛋糕吸引着全球跨国公司到中国开拓市场。

二是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一旦某个或某几个链主企业落户在某地，就会带动产业上下游企业跟着落户。因为市场规模足够大，哪怕是做普通的纽扣、打火机都可以形成规模化配套能力。这也是中国有很多“块状经济”“产业集群”的重要原因。

三是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的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地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而且由于作为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

第三，“大海效应”。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主席讲的这个“大海”，就是指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我们之所以能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皆源于此。

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冲击影响的效果，局部的内部冲击不易在全国形成共振效应。部分行业、部分区域发展面临困境，并不对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产生巨大冲击。这一条已经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充分验证了。对企业来讲，对基本面的预期十分重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决定了其如“大海”般稳定。

以上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16日报道，在与美国争夺技术供应链主导权的竞争加剧之际，中国找到了对策。那就是培育被称为“小巨人”的企业，而且培育成千上万家。

报道称，近年来，中国将更多资金用于在多个行业帮助实现自给自足并建立主导地位，此举旨在突破北京所谓的技术“卡脖子”问题。

中国正通过两个计划来实现该目标。其中之一是向进入“小巨人”计划的企业提供支持，这些企业通常是被认为有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小型专业化公司。

另一个计划则被称为制造业“单项冠军”，旨在找出并支持那些已经或有望在重要市场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本土公司。

法国兴业银行认为，这些前程似锦的“小巨人”努力让自己和北京的长期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报道称，在进入“小巨人”和“单项冠军”名单的企业中，有很多是在外界知名度不高，却在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电子和半导体等新兴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

近年来，随着美国加大力度压制中国技术进步以及后者寻求在该领域更加自给自足，中国加速推进相关计划。他们从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西蒙用“隐形冠军”一词来形容那些被视为国家工业实力基石的中小企业。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刘志彪去年撰文指出，“隐形冠军”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

中国在2016年公布了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大约两年后，其开始评选首批“小巨人”企业，此举部分是为了帮助企业克服技术瓶颈，同时也是为了培育未来的单项冠军；据报道，该国已培育约9000家此类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