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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前名誉会长黄奇帆在广东省委党校的最新授课——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与实施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与实施路径—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24年春季主体班上的授课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本文是原重庆市市长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前名誉会长黄奇帆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24年春季主体班上的讲话,主要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与实施路径。文章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要重点围绕“五大板块”、注重“五大创新”、抓好“五大件”等三个关键环节加强科技创新,大力发展与高质量的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新质生产力所对应的企业运行方式和产业组织体系,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很高兴来广东省委党校,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党校2024年春季主体班的学员作一沟通交流,谈一谈我的认识和体会。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发展要求进行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精辟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发展,为我们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提供了重要指南。我今天在这里从五个方面来谈我的认识与体会:


第一,从逻辑内涵的角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第二,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点围绕“五大板块”、注重“五大创新”、抓好“五大件”等三个关键环节;第三,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产生各种服务业,与高质量的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态、环境和土壤;第四,从企业运行和产业组织的角度,随着技术和分工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对应的企业运行方式和产业组织体系也会发生深刻变化;第五,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一定的生产力配置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匹配的社会基础性变革又有相应的制度要求。


第一部分,新质生产力是当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而是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增长跃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理论上,一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剩余逐步积累的过程。一般有四种途径:一是通过持续的要素投入,如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增加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得生产超过消费,产生剩余和积累。二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形成净出口或者引进国际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对外武力征伐、殖民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四是通过科技进步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第一种路径,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不平等等问题。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但近年来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比较优势不再显著。而且长期形成的靠房地产、基建等投资拉动、债务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也日益难以为继。
1980年的时候,中国10亿人口,人均GDP200美元,大体上是2000亿美元总量的一个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只有1%,相当于欧洲小国家荷兰的经济规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2020年GDP达到了18万亿美元,相比1980年的GDP增长了90倍。对中国来说,在这四十年的伟大进程中,通过大规模的基建建设、产业投资、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跨越和重大成就。
这个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三大红利。第一是当时我国有10亿的人口,具有低成本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人口红利。

第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性制度供给,形成了改革的制度红利。第三个是我国融入了全球化,就有一个全球化的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我国长足发展、加速度发展。另一方面,从生产力要素投入角度讲,这也是我国40年大量的资源投入、资金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产生的成果。到了目前这样的状态,我国能不能还按照过去40年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资金资本的投入或者劳动力投入来推动今后几十年继续高速或者持续地发展呢?显然出现了三个不可持续的问题。
从资源要素投入来说,2023年我国GDP是126万亿人民币,大体上消耗了地球各种资源量的50%。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从地球内部挖掘各种矿物质原料,比如铁矿石或者煤炭,或者石油,或者天然气,或者各种做水泥用的石灰石,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矿石等等。总之,地球上目前每年采掘各种矿产资源总计约240亿吨左右,我国差不多要用120多亿吨,大体用了全球资源的50%。我国的GDP大致是全球的20%左右,我国的工业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分别是全球的30%左右。总之,我国以全球20%—30%的产出规模,消耗了全球地下资源的50%,如果我国按这个比例继续下去,再过个二十年,如果我国GDP翻了一番,是不是就把地球资源全部包下来了呢?GDP翻番,资源还要翻番,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工业生产源头减量,从源头上降低资源消耗量;节能减排从源头上降低单位能源消耗的力度、减少碳排放是十分重要的、十分关键的,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在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要求里面有充分的体现。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要从现在全球单位能耗平均值的150%降到全球平均值;我国现在的单位能耗是全球发达国家的单位能耗的两倍,到2050年,要降到全球发达国家单位能耗的平均值等等,总之要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如果继续按过去40年的投入方式推进,是不可持续的。
从资金资本要素的投入来说,中国的经济在1980年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相比,流通中的货币使用量相对较低,市场经济则需要增加货币流通来做润滑剂,促进各种资源优化配置。这几十年我国货币M2的增长幅度是令人震惊的,2023年年底或者2024年年初,大体上M2的货币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亿。我国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发行人民币以来,用了63年,到2013年M2达到了100万亿,第二个100万亿用了7年左右,第三个100万亿就是2020年到现在,用了4年左右。中国的货币发行越来越快,资金量也累积到非常巨大。


总之,在十几年前,我国如果一年增加几千亿的M2,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增长两三个百分点,物价、房价或者股市的价格也会有波动。到了这两年,我国一年增加20万亿的M2,股市好像也没动,房市价格也不起来,商品价格好像也不敏感。商业银行里面有巨额的资金,这么多的M2是通货膨胀了吗?看着货币量好像应该是通货膨胀,但是看市场没有反应,反而感觉像通货收缩。目前这个资金对市场不敏感,都存在银行里不出来,市场没发生周转,没进股市,没进房市,也没进老百姓的口袋去消费。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如果还是像过去10年靠增加货币,通过增加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持续了,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调控的敏感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说,我国1950年6亿人口,经过30年到1980年是10亿人口,近40年我国增加了4亿人口,变成14亿人口。195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1780万,1960年代是2400万,2000年代是1800万,2010年代是1600万,2020年出生人口已降到1200万,2023年只出生了902万,人口出生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下降速度也非常快。1950年代出生的人到2010年代基本全部退休,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2020年开始进入退休,而现在我国新成长的年轻人就业人群都将是1990年、2000年以后出生的,大体上每年上岗、退休人数相比会减少几百万劳动力就业人群,中国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进入了拐点。
现在我国人口基数也进入了拐点,我国绝对的总人口现在14亿多一点,再过个30年,到2050年以后完全可能降到12亿或者11.5亿等等,人口规模在趋降。整个人口也在走向深度老龄化,现在60岁以上的已经占整个人群数的20%了,我印象中5年前是18%,现在已经到了20%,再过十几年60岁以上人群将达到30%以上,形成深度老龄化的社会。


总之,再靠劳动力要素无限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了。所以我讲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第一种路径,靠资源、靠资金、靠劳动力等大量投入加速度发展的时代过去了。过去40年这样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也无法在未来复制。


对于第二种路径,一个国家跟别的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各方面的资源交换,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通过经济的开放形成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扬长避短,这个过程就会产生额外的积累,会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最近说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为什么说是新格局?因为几十年来,我国是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循环为主体的,也有内循环,所以是以外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现在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是一种新格局。
这里面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外循环?什么叫内循环?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两种贸易合起来的进出口贸易量,如果这个贸易量占GDP的比重超过60%以上,就是外循环为主,60%是一个大的比重,然后内循环是40%,外循环60%以上,这就是以外循环为主。如果进出口贸易量占GDP40%以内,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以内循环为主的。
1950年到1980年这一段时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是10%左右,1980年中国2000多亿美元的GDP总量,进出口贸易200多亿美元即10%,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循环为主的阶段。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加工贸易、来料加工,各种方面的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外资的投资也带来大的投资、大的出口等等,所有这些使中国的经济走向了外循环为主。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到2006年外循环达到了最高的比重,大体上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71%。我刚才说的进出口贸易占GDP60%以上外循环为主,到了70%以上,也就是比较高的外循环为主的一个体系,在那个71%里面,货物贸易占GDP的量是64%,服务贸易占7个点,加在一起是71%。
那我国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我国现在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外循环比重是38%。比如2023年中国GDP是126万亿,我国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是6万多亿美元,服务贸易8000多亿美元,加在一起69000亿美元不到,折算成人民币48万亿人民币,跟126万亿人民币去对比,占38%左右。2022年、2021年、2020年都是38%,小于40%,是40%以内的外循环,因此,我国就进入到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国家。大家是不是会想,我国原来60%以上达到70%,怎么会突然这十年降到38%了呢?想当然的就会想到,可能是美国人跟我国打贸易战,加关税、脱钩、撤资、卡脖子等等,搞了一整套的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等一系列措施,我国是被美国的贸易战逼得外循环为主变成内循环为主,这个判断当然是错误的。也有人可能会认为,是不是这三年新冠病毒疫情把我国出口的供应链、价值链破碎了,东西出不去也进不来,所以进出口萎缩了。这种判断当然也不对,因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入内循环为主的时间点是2016年,那时候美国还是奥巴马当总统,特朗普还没上台,还没有发生最近六七年的中美贸易战。
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表述一个概念,过去靠70%、80%的开放的流量,占GDP 70%以上那种外循环为主的贸易流量,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过去了,我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必然变成以内循环为主,这个流量只占40%不到,不那么依赖全方位的外资或者贸易量为主体的那种开放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二个路径也发生了边界条件的变化。且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大多数年份是负的。尽管我国对外开放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近年来受美国对我国发动贸易战、打压遏制的影响,依靠国际经济合作提振经济增长潜力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对于第三种路径,历史上一些国家通过殖民他国、武力征伐,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很不光彩,且日益被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所摒弃。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以上三种路径,第三条路我国不能走,第一条和第二条走起来日益困难,但我国要在2035年左右实现14亿人的基本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须确保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走第四条路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有美欧发达国家的40%—60%,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如果没有科技革命的加持,单纯靠经济内在的量变也是很难提升的。恰好我国又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为新质生产力的迸发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红利,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要素成本、增加要素投入,也有利于发挥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从近期看,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增长引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从远期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支撑14亿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
这么一分析,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我国留下一个增长的空间,就是全要素增长率潜力巨大。在这个意义上,今后几十年高质量发展,今后几十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定要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而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内涵就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一环。
“新质生产力”在这个阶段提出来,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唯一选择。现在的发展,不能完全靠资源投入、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来发展,因为这些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就是要靠科技的投入,对生产力分工协作环节的投入,对基础性制度和生产力密切有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革的投入,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分工协作、产业链组织的进化等等,通过推动新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只有这样,我国才会有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段。为什么党中央在这会儿提出新质生产力?通过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四大生产力因素一一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央是多么的有战略眼光、多么的睿智、多么的有前瞻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个英明重大的决策。


第二部分,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技术创新路径
在这里,我主要讲三个方面。


(一)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智能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五大板块,推动颠覆性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们说一切行业要进步,都需要科技创新,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三百六十行的每一行的各类技术进步,并不等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及未来的发展,人类的每个时代都离不开能源、材料、数字智能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这五大板块,每个时代这五个板块的新发展、新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代表着的新质生产力,都会颠覆性地开创人类发展的新时代,这五个板块永恒地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向前发展。
这五个板块就像五棵大树,一棵大树上面会有许多枝干,枝干上面生有许多树枝,树枝上面长出很多树叶,蔓延开以后在社会上也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行业密集体系。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里提的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前沿科技等产业),9个加6个就是15个,把这15个一归类,都可以归在这五大板块里。所以,跟这五大板块直接相关的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六大未来行业方面的颠覆性创新,也是新质生产力。
这五个板块的颠覆性创新,代表了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新质生产力。这五大板块具体到每一个零件、每一个产品,一展开就可以弄出几百个行当来。其他的各个方面只是延伸出来的枝枝节节,就像一棵树有树干和主要的几根树枝,枝繁茂盛是和这几大主干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概念,就是不要把新质生产力平庸化、庸俗化、泛化,如果泛化地把新质生产力当成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往里边装,就成了实实在在的低级红、高级黑。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代表团讲新质生产力时就讲了这些现象,不要因为搞新质生产力就把各行各业给忘了、给废了、不去重视了,但也不要一搞新质生产力,把各行各业都叫成新质生产力,也不能说搞技术进步就是新质生产力,这里边有个区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是个形容词,不是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代表新质生产力。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报道,某个乡镇长说我们要抓好我们乡里面的新质生产力,这个话乍一听也没错,他在学习中央文件、在表态、谈自己的思考。具体地想,如果变成中国几十万个乡都去抓新质生产力,其实也会出现方向上的散乱。因此,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的实施路径,首先要聚焦,要围绕着核心的板块、战略的板块、未来发展方向的板块展开。


一是能源。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能源。当你推出了新能源,往往使这个社会进入新时代。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蒸汽机的发明,是用煤炭燃烧产生的动力形成的机械化时代。对农耕时代来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的机械化时代到来,对当时来说就是一个新质生产力。150年前,美国人富兰克林发明了电流,福特又发明了内燃机,推动石油化工电气化时代发展,也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对于机械化来说是个新质生产力。现在到未来,进入到了清洁能源时代,太阳能、核能、氢能等新型能源相较于石化能源,是新质生产力。人类每个时代总是能源系统不断地创新。


二是材料。每个时代总有材料的创新。远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仅一个石器材料,人类差不多用了几十万年才从旧石器转到新石器,到后来开始出现青铜器,到了农耕时代产生铁器,这在当时来说都叫新质生产力。现在有钢铁、石油化工,形成各种各样的新材料,比如现在集成电路用的硅材料,进一步的石墨烯材料、碳材料等等,任何一个时代材料领域的颠覆性发展都是新质生产力。


三是数字智能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革命,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已经成为西方和东方全世界的共识。这个共识的基础性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末,人工智能的原始创新奠基人物图灵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八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深度学习。第二个台阶是增强学习。第三个台阶是模式识别。第四个台阶是搜索引擎,就是数据搜索。第五个台阶是机器感觉,就是机器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每一种感觉的发明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第六个台阶是机器共识,是指机器具备人类基本的伦理常识、社会共识和专业知识。机器人在为社会服务时,通常会作为人类的辅助工具,不能从婴儿的状态开始学习任何东西,它成为大家可用、可做帮手的工具,基本上需要具备一般人类的思考能力。第七个台阶是自然语言生成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ChatGPT大模型。中国人使用中文思考,英国人使用英语讨论,语言构成人类思考逻辑的内涵,人的大脑思考与语言有关。第八个台阶是类脑交叉,脑机互动。目前,马斯克、谷歌等正在研究的就是让机器的灵感信息系统与人脑直接联系,脑电波与机器人形成一体化的互动状态。
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大约每10年人工智能总是走上一个台阶。最近20年进入到第七、第八个台阶。八级台阶走完了,似乎还没有科学家说人工智能在这八个台阶以外,未来还有哪几个新的台阶。可能100年后回头看,才看得清这个问题。总之,上世纪40年代基于人工智能理论想象提出的8个台阶非常伟大,人类80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条路。
当人类完成这8个台阶后,可以说人工智能8个台阶已经集大成。既然已经集大成,那么就进入了人工智能全面应用的时代,这是一种逻辑。第二种逻辑是当人工智能完成8个台阶后,人工智能是否将超越人类,是否会把人类当猴耍?这是西方科幻电影中经常有的画面。我们相信,人类总是能无限地向前探索,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一定会推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四是生物医药。人类总是想要延长自己的寿命,猴子、猿人、史前的人类只能活十几年,到后来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六七十年,到现在七八十年甚至九十年上百年。其实在远古时代,谁能当医生、具有看病能力,谁就是部落领袖。“三皇五帝”的三皇都是医生。中国8000年前的皇帝伏羲,他发明了阴阳八卦太极图。在甘肃天水伏羲博览馆里放着《阴阳八卦》那本书,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8000年前的,反正放在那里,写着《阴阳八卦》,但他那时候的《阴阳八卦》还不是打仗用的,全是看病、占卜的八卦。第二个是6000年前的神农氏,著有《神农尝百草》,也是一本医书。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更是留了一本《黄帝内经》,那已经是非常复杂的中医了。总之,能看病的、治病救人的就成了部落领袖。很直观,想象一下原始社会,你能帮人治病,你就是“神仙”,你就能当首领。当代乃至未来,发明的创新医药,能把病人治好,能使人健康,当然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五是高端装备、高端制造。劳动工具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划时代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劳动效率的提高使社会形态发生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如现在做的宇宙飞船的发动机、飞机的发动机、航空母舰的发动机,能生产各种复杂零部件的高端数控装备,做芯片的光刻机,各种高端工业母机、人工智能设备等等。高端装备、高端制造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极大进步,不但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也将解放人类的大脑,必然是新质生产力。
人类总是在这五个板块上不断地进行时代创新。而这五个板块只要有一个发生颠覆性的创新,都会带来时代的伟大变革。


(二)聚焦五个层次的颠覆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动力
科技创新是推动一切生产力往前发展的动力。邓小平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必须是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才叫新质生产力,并非三百六十行的技术进步、一般意义的技术革新都被视为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系统、制造业系统、人类的技术进步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有五个层次,每个层次的技术进步都可能是颠覆性的或者是一般性的。这五个层次具体地讲就是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工具创新、要素创新。这五个层次每个层次只要有一个层次做到颠覆性创新,都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没有做到颠覆性,只是一般性的创新,就不能叫新质生产力。不是说一件事五个层次都要颠覆性,只要做到五个层次里任何一个层次出现了颠覆性的创新,都可能引爆一次新质生产力级别的推动。一般性的技术创新和边缘化的创新也很重要,也是好事情,但不算新质生产力范畴的创新。


第一,颠覆性的理论创新。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理论创新,现在的量子通信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一旦从零到一、无中生有地产生了,总会影响人类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


第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是两个层面,技术创新涉及到具体的生产力,理论创新不见得马上变成生产力,理论变成生产力的过程一定有技术创新和它配合,但是没有理论创新,你也不可能搞出具体的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创新的最大特点,对我们社会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许多技术创新拿到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奖95%左右都是由有技术创新的人获得的,理论创新的诺贝尔奖在这一百几十年里所有的拼在一起,拿到诺贝尔奖的总数占整体的诺贝尔奖总数只有百分之几,技术创新就成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比如说一部智能手机,已成为现代人类几乎必备的物件。手机是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发展的一个产物,现在每年都有上万亿美元的销售值,非常的厉害。别看着手机只有小小的一掌大,这一部手机里有上千个零部件,里边有12个部件却蕴含镶嵌着12个诺贝尔奖成果。如果这12个成果少了一个,现在的手机就没有这个功能。这12个技术创新,就是通讯技术层面从零到一的无中生有,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


第三,颠覆性的工艺创新。即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创新技术和方法,旨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环境影响或增强产品质量。理论创新与技术发明结合后,形成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工艺制造的发明,你就只能像作坊式手工一样地做一个一个的东西。如果一天要做几十万个,一年要做几千万个、几亿个,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必须要有工艺流程的发明。人们需要将产品从整体功能到具体零部件拆分到每一个细节,然后在生产线上形成流程作业,这个流程组合起来才能大规模生产。因此,现代制造大规模生产一定有工艺流程、产业链配套设计的创新。不同的行业可能会有不同的工艺创新。比如,通过压铸一体化,特斯拉将原本需要多个零部件通过冲压和焊接等方式组装而成的车身结构件,转变为可以直接通过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的单一零件。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零件数量,降低了生产时间和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车身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而这一创新可能会导致汽车车体制造工艺的重大变革。


第四,颠覆性的工具创新。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珍妮纺织机的出现,曾被恩格斯评价为“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颠覆性变化的第一个发明”。再比如,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微观世界观察能力的重大飞跃。EUV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成为可能。基因测序仪的出现,让我们能够读取和解析生物体DNA或RNA的序列,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遗传信息的理解和应用。


第五,颠覆性的要素创新。过去的制造,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的制造,除了这些传统要素外,还会有数据这一新的要素。新的要素加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发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的“喂养”下正在加速迭代,数据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得以成熟的重要生产要素。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和应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征和重要性会更加显著。


(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进入千家万户的五大件未来产品
新能源板块、新材料板块、新的数字智能技术板块、新生物医药板块、新的高端装备制造板块,每个时代这五个板块一旦出现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就会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时代主流的新质生产力,除了改天换地将整个社会的制造系统和生产系统转换,把社会生产力加快推进、进化、发展以外,还会随之具体地转变为进入千家万户、改变人民生活的产品,这种产品既代表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的缩影,又能覆盖全社会,规模非常大,形成那个时代的“未来产品”。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革命,这个时代新质生产力到老百姓家庭的产品缩影,就是自行车、缝纫机、留声机、照相机、手表,拆开来都是一堆齿轮,机械化的传动。现在看来极其简单,三百年前就是伟大新质生产力的缩影,就是机械化新质生产力缩影进入千家万户的五大件。当年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时期,外国人、英国人神父带着钟表送给皇帝作为礼品,就是当时最高科技的未来产品。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为本质的工业革命,新质生产力缩影体现在进入家庭的五大件,包括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这五大件100多年前在欧美出现,然后蔓延传递到全世界。这五大件真正大批量地进入中国家庭,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现在基本覆盖到位。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的革命,信息化时代的五大件表现在大哥大的手机到4G、5G的智能手机,台式电脑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办公和家用的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等各种终端,液晶面板的电视机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革命,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概念已经形成了对社会改天换地的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时代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缩影体现到家庭的五大件,目前基本形成共识。


第一类是有手有脚的人形机器人。实现人的感官功能,具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和语言交换功能,可以帮助家里老人聊天、打麻将或者做家政事务,同时也可以帮助孩子娱乐、教他读书等,甚至可以帮助主人出去购买东西,人工智能的脑子把整个城市所有商店里放了些什么东西都一目了然,你可以随时咨询,然后指导你去哪里购买东西或者发指令让它去把东西买回来。


第二类是个人定制的秘书式机器人。ChatGPT大模型人人都可以用,这是个综合性的训练,既是科普也是对这个机器进一步的训练。真正能形成生产力、GDP、销售值的一定是三百六十行分门别类的行业机器人,或者是具有个人的不同特点、隐私保护的定制式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一旦买来了,各种参数一调整,变成定制式了,你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终端放在口袋里,也可以跟手机、笔记本电脑连上等等,成为专属为你服务的工具。


第三类是戴在头上具有虚拟现实、脑机互动的的智能头盔或眼镜。今后这个头盔、眼镜做得很贴切,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开会,哪怕头上戴了头盔、眼镜,互相看着不异化、不另类、没感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很容易就能做到,但最重要的是它甚至可以脑机互动,脑子里想什么,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在你的眼镜视频里出现,就可以拿着它进行虚拟现实操作。这些东西现在样本都有,真正要通用化、实用化,可能要二三十年以后,不过发展的确很快。


第四类是车、路、云智慧网联的智能汽车。AI将把汽车的各种功能和道路的利用率发挥到极致。汽车不单是运输工具,还将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便捷、高效、美好、安全的场景。


第五类是3D打印的机器。3D打印现在不是在做各种工具、各种小玩意的设计,人工智能的设计已经无孔不入、无奇不有,但是最主要的是材料问题、增材问题,进去的是铁粉出来一个铁器,进去的铝粉出来铝器,进去石膏粉出来牙齿、人体的骨架这一类的石膏件。门捷列夫元素表不同的原子排列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最后元素这么堆积是有机物,那么堆积是无机物,整个世界就这么造出来。自然用一个东西造出千奇百怪的世界,这个原子拆开了里面还是千奇百怪的微观世界。人类不能用一种材料造出千千万万的东西,因为这是宏观的材料,人类目前也不可能微观到用原子来创造万物。所以3D打印基本上就是一定企业、家庭可以使用的工具,然后尽可能地用少量的几种材料做各种各样可能需要的东西。现在美国硅谷有很多不大不小的公司在干这个活,冰箱、洗衣机大小的3D打印设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看着五花八门、稀奇古怪。


未来的五大件是进入家庭的。全世界80多亿人,有差不多20多亿个家庭,如果每个家庭要一个产品,十年来覆盖,十年一个折旧,每年要生产2亿个,十年生产20亿个。对中国来说,14亿人差不多4—5亿个家庭,所以中国家庭每年就需要四千到五千万台。这种产品因为覆盖全社会,影响力巨大,代表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创新技术的缩影,是当代的高科技产品。因为它要满足所有人群、家庭,所以生产、销售规模极大。当下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轮新质生产力发展进入千家万户的产品当中,可别出现五大件都是跟跑。前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五大件,中国基本没有专利,都是跟跑。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在清王朝封闭的时候,自然都是欧美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150年前,我国处在鸦片战争、日俄战争、国内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等,也丧失了跟进。第三次工业革命起步的时间我国还在文革阶段,但是后半段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全面跟进了,因此我国有部分的发明创造,但不是整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国处在一个最好的发展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如果20年以后这五大件在全世界覆盖,又是欧美发明,我国还是利用我国的产业链集群、加工能力把它们引进、消化、吸收式搞出来,哪怕搞得生产规模最大,我们也很丢脸。所以在未来二三十年,力争这种未来产品至少有那么两三件是我国领跑,可能有两三件我国跟人家并跑,或者有两三件我国是跟跑。总之,不能五六件全跟跑,那就丢份了。抓新质生产力,我国要着力在五大板块上去突破、五个层次上去突破、进入千家万户的五大件未来产品上去突破,这才代表我国整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就。


第三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


(一)着力发展十大生产性服务业
任何技术进步、任何大生产的发展都涉及到社会分工。分工越细,越需要形成协作、协调。通过协作、协调把各种碎片化的分工链接成无缝对接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这当中表现出来的分工协同就是服务业。制造业的分工产生生产性服务业,生活的分工产生生活性服务业,当今人类社会的服务业就分成了与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有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我们可以直观地想象,制造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脊梁,所以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在人类社会的服务业中占大头。高质量的制造业,一定伴随着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把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如果这个社会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南辕北辙。
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使得社会分工趋于复杂和多样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化的生产系统,形成了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
1.产业链上的科研创新。包括三种创新,一是发明新的工业产品,不管是工业装备还是耐用消费品终端,反正是一个创新产品;二是构成这个工业产品的零部件开发,产品是高精尖的,拆开来有几百个、几千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是发明创造;三是生产线的开发,把这些零部件组装在一起的生产流水线,是一个工艺流程的发明创造。总之,产业链涉及到的各个环节的研究开发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2.产业链上的检验检测及市场准入。一个产品涉及上千个零部件,这个社会可能有三千个企业分门别类能做这些零部件,每个零部件有好几个企业能做,但是到底选谁?要选质量最好、效率最高、成本相对低、比较忠诚、可持续的企业进入产业链。这时候供应商准入、产业链准入、市场准入的选择,对各种零部件质量的检验检测是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越是高技术产品,工艺复杂,这块业务就越多,代表产业链把关的功能。这种把关往往都是由产业链龙头老大自己做判断或者委托第三方来做,比如苹果产业链的准入由苹果公司直接下诊断书,华为产业链的准入由华为直接主导。
3.产业链上的物流配送。物流包括铁路、公路、空运、海运、水运和仓库的无缝对接及高效协作。产品的零部件从全世界过来,上千个产品要同时到位,如果一些零部件提前到位,就会压仓产生成本;如果有一个零部件不能准时到位,会使得其他零部件躺在那里窝工,造成整个生产线误工。既不误工又不会压仓,在这个意义上,产业链物流全球化配送必须准确到位。
4.产业链上的金融。产业链上我的产品卖给你,你的产品卖给他,资金怎么清算。产业链上大大小小上千家企业的金融结算不是一个一个互相串联着支付,而是由链头企业搞一个清算中心,所有企业都把买货的资金或者要收的资金直接并联在这个清算中心,然后形成快速高效的结算。还包括产业链上企业的融资贷款、租赁抵押、风险投资、发债、上市、REITs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等。
5.产业链上的生态环保、绿色服务。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准确识别关键环境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措施。结合行业领先的实践和技术,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清洁生产解决方案,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显著降低环境污染。还包括环境法规遵从性指导、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认证支持、供应链环境绩效评估、环境监测与数据分析、碳足迹评估与减排策略等等的服务。
6.产业链上的数字化赋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赋能。通过整合先进的数字技术,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度优化和重构,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和效率提升。通过工业互联网的赋能,使生产流程得以实现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产业互联网赋能,涵盖从市场需求分析、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物流配送、销售乃至售后服务的信息流畅和协同高效,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加速新产品上市进程。
7.产业链上的贸易批发、零售。可以是线上的贸易批发零售,也可以是线下传统的贸易批发零售。通过供应链的数字化,将线上线下融为一体,从而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响应速度和灵活性。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企业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优化库存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多渠道的分销策略使企业能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购物偏好。总之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
8.产业链上品牌专利的保护和推广营销。品牌专利保护,包括专利检索与分析、专利申请与代理、专利布局与规划、专利监测与预警、专利争议解决等服务。品牌推广营销,包括品牌定位与策略咨询、数字营销与社交媒体管理、公关活动与事件营销、市场调研与消费者行为分析、创新设计与视觉传达、营销效果评估与优化等服务。通过这些服务,企业可以在保护品牌专利的同时,有效地推广品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9.产业链上的各种服务外包。任何一个产业链上有几百上千个企业,需要律师服务、会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等等,各种需求分析与评估、供应商选择、市场营销、合同谈判、服务监督与管理、绩效评估、风险管理、教育培训等。服务外包的目的是通过利用外部资源,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专注于其核心业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数字化的推进,服务外包已成为许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10.产业链上的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不仅仅是我们以前说的产品销售后的三包服务,那是浅层次的。现在的售后服务,往往是一个硬件卖给你,过了三年五年,里面的软件1.0版、2.0版隔半年、隔一年就升级,升级以后功能更加强劲、使用更加流畅,通过迭代升级服务使客户跟企业长期挂在一起,同时企业就可以不断地延长对客户的服务收费。
以前说的微笑曲线,这一头是研究开发,那一头是销售后的服务,中间就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构成经济循环的全过程。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现在这十大生产性服务业都攀附在这个微笑曲线上,使微笑曲线延伸了,左边研发越来越超前、往前移,后边的售后服务也越来越延长,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作用发挥也越来越大,使得微笑曲线进一步拉升,就像一匹马的脸拉得长长的,这条拉长的微笑曲线就变成了马脸曲线。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发达的五个宏观指标
以上依据产业链的服务分工细分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基本上在各个国家都是一致的,这些服务业的发展是有统一的衡量标志和指标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共十大类。这十大类和制造业强相关,制造业的各种附加值、服务性附加值都是由它来代表,这一块如果不到位,生产制造的产品就不会高端化。目前,我国虽然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的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势不高的根源正在于此。


具体到了每个产业链,苹果产业链、华为产业链,都可以根据这个产业链详细地了解这十大服务业在干嘛。但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来说,是可以用宏观上的五种指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度、发达程度进行衡量的。这五个指标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可以统计,统计出来的结果基本上就可以反映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城市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科研创新的能力高低,新质生产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茁壮成长,或者成长缓慢发展一般般,或者根本就无法成长,都与这些指标有关。这五个指标非常重要。


第一个指标,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是发达的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越高。越是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就越低。比如说美国,美国这些年生产性服务业占美国GDP的50%,是美国GDP板块里最大的一个板块。美国的GDP里农业有2%,工业有18%,服务业有80%。有时候会调侃美国,说美国脱实就虚,服务业里面有虚假。例如美国人将其在自己家庭里看护小孩和照顾老人的家庭妇女折算成工作人员,看护小孩、老人和照顾家里相当于工作应该拿到工资。假设有500万个家庭妇女折算变成500万个就业人员,一人一年按10万美元收入,即5000亿美元。这可以算作很大的数值。因为中国人不会将家庭妇女在家里的劳作当作GDP计算,所以有不同的认知。还有美国老百姓买下的产权房作为自己的居住房,是不用付房租的,但是国家统计GDP时,会假定你是租住的房屋,相当于自己租给自己,也会折算成一种GDP,他把这个一统计,也会多统计出几千亿美元。我国的确和美国不同,是两个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管理方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可以说他有虚数的。但这都是生活性服务业,到今天为止,没有听说哪个专家分析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里有虚假水分的。


我们要看到,美国的服务业,在80%的GDP里,其中三分之一是生活性服务业,三分之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占GDP总量80%的服务业中有三分之二是生产性服务业,80%的三分之二就是53%,所以大致可以说美国GDP的50%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欧盟作为发达国家的组合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78%,78%里面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GDP里面有39%大致算40%是生产性服务业。去年,我国GDP中服务业增加值占54.6%,服务业中50%是生活性服务业,50%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说GDP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27%左右,和欧洲的40%,和美国的50%比,差距较大。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短板之一。换言之,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如果我国能将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27%提高到35%,增加8个点,在我国126万亿的GDP里就是10万亿的增加值,折算成销售值就会是30万亿。30万亿的生产性服务业,绝对会增加几千万服务业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就会将我国目前房地产中过剩的写字楼全部填满。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房地产业中的写字楼过剩问题的关键是长远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这里有个概念,生产性服务业决定制造业的利润多少、产业附加值高低、GDP的含量。比如说苹果在中国一年一共生产了1.7亿部手机,1部手机卖1000美元,总销售额是1700亿美元。由于中国综合制造成本较低,苹果手机在中国有40%左右的税前毛利,1700亿的40%就是680亿美元。苹果没有出一分钱搞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线建设和硬件制造,也没有出一分钱的流动资金买零部件来搞组装,凭什么每年在中国的680亿美元的毛利中大体要拿走510亿美元、拿走四分之三,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拿走170亿美元也挺高兴,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就是7%,帮苹果打工能拿到10%,大家还蛮高兴的。京东方的屏幕被苹果选上了,京东方的股票也会往上涨一点,因为效益好嘛。苹果凭什么就能拿走75%的利润,因为苹果产业链的研究开发、物流配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绿色低碳、数字化赋能、金融清算、销售及售后服务都是他管的,是提供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龙头。谁负责了十大生产性服务业,谁就是这个产业链的链头、含金量价值的堆积者和产业链的灵魂,所以它的专利要收费、它的服务要收费、它的各种其他的服务项目都要收费,最后生产性服务业决定现代制造的含金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华为一年的总产值有7000多亿元,无论是手机还是服务器、路由器和5G基站,他们都没有自己制造。华为东莞松山湖基地、上海青浦基地,包括在全球、全国其他地方的总计20万名员工,几乎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工作人员,不搞制造,具体的制造都外包给别人。7000多亿元产值中,有1000多亿元的利润,是中国各种企业利润最高的。每年拿出1000多亿元作为研究开发费,相当于7000多亿元的20%。这么大比例和大额度的研发经费,实际上投入到了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部业务开发中。


刚才提到的苹果,苹果每年将生产性服务业输入到我国,最终获得510亿美元的毛利,这相当于中国人购买了它510亿美元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输入到其他国家,将大量的工业制造放在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制造出来的产品附加值利润的2/3到3/4被他拿回去。拿回去之后GDP并不算在美国,而是算在那个国家。例如苹果在中国所获得的510亿美元利润肯定算在中国的GDP上,而他们把利润拿回去并不算在美国的账上。去年,美国的GDP是27万亿美元,它的生产性服务业输出到世界,变成利润拿回去这一块,如果拿回去2万亿,这2万亿根本没有算到它的GDP,实际上又是它的效益。从本质上看,27万亿GDP的含金量相当于29万亿或者30万亿美元。


如果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低,尽管这个地方的制造业规模大,一定是二流、三流水平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含金量不高。如果该地区工业规模较大,产品附加值极高,但生产性服务业较低,那么一定有第三方在向该地区输入生产性服务业,从而提高产品价值,产生的大部分利润就被输入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拿走了。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自己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即使工业产值是全世界30%,它的大块利润也是被人家拿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生产体系、生产力体系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是制造业。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达到世界最大,硬件制造能力也不差,说制造业大而不强,其原因就是诸如研究开发的生产性服务业不到位,因此大家由此要想到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


第二个指标,服务贸易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有货物贸易,也有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活动,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只要一跨国就叫服务贸易,在国内就是服务业。当今世界有一个特征,最近三四十年,服务贸易越来越发达和国际化。40年前,整个世界的贸易量中,服务贸易只占全部贸易的5%,现在要占30%。去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6.88万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5.16万亿美元、服务贸易1.72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比为25%。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6.81万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5.94万亿美元、服务贸易0.8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比只有14.6%。欧盟27国2022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5.58万亿欧元,其中货物贸易3.15万亿欧元、服务贸易2.43万亿欧元,服务贸易占比为43.5%。从这些对比的数据中不难看出,我国的服务贸易比重偏低,结构也不好。我国的服务贸易大都以生活性服务贸易为主,比如旅游接待,外国人来旅游,住宾馆、到旅游景点要付费,属于生活服务业的出口。反过来,我国进口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惠普、微软、苹果,他们将生产性服务业注入到了我国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对我国的服务贸易的出口。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含金量比较高、人才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服务贸易,旅游接待的服务贸易是劳动密集、含金量比较低的服务贸易。


中央反复强调要把服务贸易搞上去,2020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中央7常委、国务院领导、各部部长和各省省长悉数参会,商务部印发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出台了122条促进服务贸易的创新措施。2021、2022、2023年的9月份连续召开如此规格的大会,并且确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对服务贸易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说明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开会部署和出台创新措施的基础和核心就是要把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如果我们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上不去,这个服务贸易规模哪怕做大了,也是外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量输入中国,使得中国制造含金量提高,这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事情,效益是人家要拿走的。


第三个指标,服务价值占高端装备、高端产品终端价值的比重。当今世界,所有的高端的装备及终端产品的价值,50%可能是硬件制造的价值,还有50%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价值。比如一部手机卖了7000元,可能3000多元是硬件制造的价值,还有3000多元是软件、操作系统、芯片内置的程序、各种专利体现的价值。拆开来,这些服务是看不见的,组合在一起,手机的灵魂就是这些服务,所以它的含金量占40%—50%、50%—60%,这些服务的具体表现就是刚才说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到产品中,它们的价值就在制造品里装进去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高档制造品中服务价值的比重,如果这个比重在40%—50%以上的,当然是高端,这又是一个指标。


第四个指标,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独角兽企业占比。资本市场是服务业市场和金融市场,其中美国独角兽企业的市值占资本市场总市值的30%。美国资本市场总额有40多万亿美元,30%即12万亿美元的市值折算成人民币约为90多万亿元或者100万亿元。目前国内股票市场总市值为70万亿元人民币,包括科技创新类板块,将其视为独角兽,在股票市场中,其市值不到10万亿元。去年,中国资本市场中排名前十市值的公司,6个金融企业,1个酒类企业,1个石油化工企业,1个通信企业,1个制造业企业。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中7个高科技企业,1个金融企业,1个制造业企业,1个石油化工企业。美国这7个高科技企业都是数字技术+高端产品形成的巨无霸,体现近十年来的新质生产力,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独角兽企业占比并不高。


第五个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拉动GDP增长的比重。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标志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达到GDP增长动力的50%以上,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良好的社会标志和宏观经济指标。


以上讲了10个生产性服务业和体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发达程度的5个宏观的经济参数。当我们推进新质生产力,只要推进成功,那么这些宏观的参数一定会亮丽。反过来,能够把一个地区的这5个宏观的参数关联的行业、产业做好,这个地区就形成了技术进步的氛围,这个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就会发展。比如你到硅谷,你把这些参数一算,就知道他们很厉害。美国几十年的独角兽企业产生、新质生产力发展基本都在硅谷发生,就知道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个意义上,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加五个宏观的服务体系指标,其实就代表了新质生产力能够顺利发展的生态环境。


第四部分,新质生产力对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及企业运行模式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产业组织方式。比如农耕时代,基本上分工不那么具体,制造业采用作坊式,一个家庭几个人,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小而全大而全,制作的是简单的工具、锄具等。一家人做纺织,什么都能干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复杂。到了现代工业化时代,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这个时候公司制就诞生了,公司制是对农耕时代作坊制的一个升华,公司相对于作坊,结构复杂度提升、产业组织方式精细和生产效率提升。在工业文明的公司制时代,根据公司的发展演进,又可以把它分出五个层面的企业组织或者产业组织的业态模式:


第一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公司。最初的工业文明时代,公司制分工尽管也细化了,但是,一个公司里细化一点就是几个车间,或者是三五个部门,反正就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大而全、小而全。


第二种,三国四方托拉斯企业。就是几个各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形成三国四方托拉斯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利益的联合,是不同的技术能力互相合作的联合。三国四方的七八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是各自领域、行业的领头羊。托拉斯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靠七八个企业合作才能完成,谁也不是产业链的龙头,谁也不是龙尾,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在一起合作。这种模式,至今在石油化工系统、钢铁产业系统还有这种托拉斯模式。例如美国休斯顿墨西哥湾的化工区,比利时和德国莱茵河边上路德维希港的化工产业集群、新加坡裕廊岛上的化工产业园、上海漕泾的化工产业园、重庆长寿化工产业园,包括巴斯夫在广东湛江正在投资建设的化工集群项目,都是几个国家的世界级的巨头企业合作,在这个产业链集群里,都是世界级巨头,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我们互相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一个托拉斯。往往这种托拉斯一形成,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没有人向他挑战,生产稳定,效益一直很好。


比如,上海漕泾通过招商引资有了一个三国四方的托拉斯项目,国家审批项目的制度都为之进行了改革。1998年前的国家审批制度规定,1亿美元以下的项目由地方省级政府审批,1亿美元到2亿美元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审批,2亿美元以上报国务院审批。托拉斯项目最大的特点是5个公司同一天签约、同一天开工、同一天竣工、同时运行,互相离不开互相的。这种项目在招商时,本着诚信的原则,上游招中游、中游招下游,背靠背招商,你和东说西、北、南都同意了,和南说东、西、北都同意了,和西说东、南、北都同意了,和北说东、南、西都同意了,转来转去大家都说同意了,同意了有一天把大家叫来一起签约。这种三国四方的托拉斯,每个企业的每个项目投资都会超过2亿美元,如果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工报告三个环节都要报国务院审批,5个企业的5个项目就各有3个环节需要国务院批转,要出十五个文件。我当时在上海任经委主任,觉得批十五个环节肯定会影响项目进度。因此向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曾培炎同志做了汇报,希望能改变审批方式,他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就写了一个请示报国务院,并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的同意,改革了审批方式。这种三国四方几个跨国公司巨头组合在一起的托拉斯项目,国务院只批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建议书,把5个公司共计100亿美元的项目建议书放在一起批。批复以后,5个公司各管各的可行性报告、开工报告,由上海市政府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即可,这样工作效率一下就提高了。这个项目搞起来以后,我们国内类似的项目都延用这种简化的审批方式。这种大项目审批方式,对于那些复杂的以托拉斯的方式运行的跨国公司项目是很有效率、非常成功的。


第三种,产业链外包和产业链集群。随着分工的细化,就会出现一个产业,龙头企业做30%—40%,60%—70%的产业链外包。比如一个汽车公司,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四大总成自己造,七八千个零部件外包,形成一个产业链集群。冰箱、空调、洗衣机基本也是这样,品牌公司做核心零部件和总装,其余零部件外包。进一步地发展到了二八开,比如说电子产品,部件都比较小,零件碎片化,龙头企业自己干20%,80%都外包出去。


第四种,链头企业只做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全部外包给代工龙头企业,形成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比如苹果、惠普、微软、华为,产业链十大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它管,就做“链头”,全部制造业都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华硕、和硕等。台湾的十大代工企业,近20多年代工了全世界每年电子产品产量的75%左右,非常了不起。各地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一种是直接和苹果、华为这种链头企业去谈,同意了就干,代工龙头企业会跟着链头企业的指挥棒来的。第二种,代工龙头企业也能做半个主,就和代工龙头企业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维创等等谈好了愿意放在你这,它去说服链头企业把产品放过来,一放就是上千亿的产值。因为台湾这些企业把全世界电子产品的75%代工代下来,抓住一个就一大堆,这又是一个情况。代工龙头企业也有指挥棒的作用,一个电子终端产品往往有上千个零部件,代工龙头企业干总装和10%、20%的零部件,80%、90%的零部件往往是通过水平分工,选择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种工厂加工生产的,为了高效集约、降低成本,把分布在全球各地生产80%、90%的上千个零部件企业通过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的方式整合在方圆100平方公里或者1000平方公里的空间里布局,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也就是市场一头在外,但生产基地在中国。一般来说,“两头在外”的运行方式的生产基地必须在沿海,从外面进来到沿海加工完就出去。“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运行方式,生产基地既可以在沿海也可以在内陆,因为内陆也好,沿海也好,这一头都是一个集群,加工完出去。近十年,我国不断强调国内产业链要扩链、强链、补链,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经过十年的推进,中国的产业链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总之,大家可以看到2010年以前的20多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产品50%的生产方式是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35%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一般贸易,还有15%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的进出,和制造无关。最近十年,我国的进出口产品中只有不到20%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70%左右是一般贸易的进出口,10%左右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讲这个意思,中国制造业扩链、强链、补链的话不是套话,真干了十年,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成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一般贸易,形成了零部件制造企业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群。


第五种,数字化加产业链集群或更具体的说法就是产业互联网加产业链集群。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当下世界最高效的以销定产、心快打慢、以新打旧的产业组织方式是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集群,这将是新质生产力又一个标志性的推进。数字化对产业发展模式、公司发展模式的改造,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有五个环节的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这五种数字技术每一方面都有它的底层技术。每一种创新技术、每一种数字化技术都可以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这就叫做数字技术产业化。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9.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6%。


数字化技术的五个环节有机结合形成数字化平台,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人体的智慧生命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成形了。而区块链技术既具有人体中几万年遗传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的基因特性,又具有人体基因的去中心、分布式特性。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数字化平台可以为一切传统经济行业服务,这就是中央说的传统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技术综合体不仅自身能够形成庞大的产业,还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从而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数字化平台与城市管理结合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形成金融科技、与建筑业结合形成智慧建筑等等。数字化平台与制造业结合形成智能制造,就是脱胎于“德国制造4.0”,被工信部定义为“中国制造2025”。它讲的是,一个大型制造业企业,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改造赋能,把市场需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上中下游产业集群配套、物流配送、线上线下销售整个过程六个环节一网打尽,形成一个工业互联网。这是一种情况。


当数字化平台与老百姓的生活消费场景相结合,就产生了消费互联网。过去十余年,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拼多多等一批世界知名互联网企业,产生了10亿网民,从而为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互联网蓬勃的发展中,有两方面的重要趋势是不可忽视的。


一是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已接近天花板。截至去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17.27亿户,增长空间几乎见顶。从电商交易额增长情况看,2001年4亿元,2010年4.8万亿元,10年增长了12000倍;2011年6.09万亿元,2020年37.21万亿元,这个10年只增长了6倍;从增长幅度变化可以看出,今后的增长将是非常缓慢的增长。2021年、2022年电商交易总额分别为42.3万亿元、43.83万亿元,从2020年到2023年的数据不难看出,其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年前中国前十的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相当于美国前十的互联网公司市值的70%—80%,现有只有5%—10%,因为我国的互联网公司还是在消费互联网里打转转,而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走向了产业互联网。


二是发展产业互联网才是真正的蓝海。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实现了从无到有到强的跃升,消费互联网孕育出一系列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如今互联网已行至下半场,消费互联网增长红利正在逐渐消退,发展的天花板已近,想要继续走在世界前列,需更多聚焦产业互联网,打开赋能产业新空间,激发更多新质生产力。与消费互联网不同,产业互联网下,每一个行业的结构、模式各不相同,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针对不同行业生态的“小锅菜”,需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推进。汽车产业链的产业互联网就不适用于电力产业链,化工产业链的产业互联网也无法直接平移复制到金融行业。
数字化技术综合平台与各行各业结合形成产业互联网需要经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数字化,实现“万物发声”。目的是让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通过数字技术表述出来,发出“声音”、留下痕迹,为构建产业数字空间提供源头数据。
第二个步骤是网络化,要实现“万物万联”。通过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把所有能够“发声”的单元连接在一起,高带宽、低延时地实现大范围的数据交互共享。
第三个步骤是智能化,实现“人机对话”。也就是要在“万物万联”的基础上,让物与人可以交流,通过与人的智慧的融合,实现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


第四个步骤是智慧化,实现“智慧网联”。就是借助“万物互联”“人机对话”,使整个系统中的各要素在人的智慧的驱动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效运行。


当然,一个个大企业的产业互联网可以由公司自己开发或者叫别人帮助开发,但是一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行数字化开发的,必须有个第三方数字化平台公司去开发。哪个企业能够开发这样的网络平台,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产业互联网的领航者。比如广州番禺的希音公司,通过深度开发和应用,实现了这四个步骤的一体化运行,作为服装行业的一个产业互联网企业,去年做了300亿美元的服装出口,占了中国3000亿美元服装出口的10%。300亿美元的服装,通过广州白云机场出口到150多个国家的几百个城市,共计40万吨的航空货运量,占白云机场年度203万吨货运量的五分之一,机场给它批了专用跑道,只要货一到就优先发,非常了不起。希音公司按照产业互联网的布局逻辑,将与服装产业相关联的市场信息采集、需求分析、设计开发、生产制造、物流配送、产业链配套、线上线下销售的公司一网打尽,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上万家企业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服装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希音公司就是服装行业产业互联网的领航企业。


产业互联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产业互联网具有产值叠加效应。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有本质的不同。消费互联网卖掉一千亿产品就是一千亿的销售值。产业互联网如果卖掉一千亿的服装,那么这一千亿服装是由这个网络平台里的制造企业生产出来的,就相当于网络关联的这个制造企业群制造了一千亿的工业生产值,同时网络又销售了一千亿的销售值,两个一千亿产值的叠加就是两千亿;同时,网络平台里为制造业配套的零部件企业、原材料企业可能占了60%的生产成本,又有六、七百亿,再加上平台上研究开发、物流配送、其他的服务业的产值往上一加又有个一千亿,所以就构成了三个一千亿的叠加,产生三千亿的总产值。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包括品牌、市场渠道都跟这个产业互联网连上了,产业互联网变成打遍天下,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重要品牌,几千个、上万个企业都在这个品牌的“大树”下活动。
二是产业互联网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重新焕发生机。


因为希音公司这个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存在,将珠三角地区原本要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关门的上千个劳动密集型服装制造企业又留了下来,同时带动了为服装制造企业服务配套的原材料企业、辅料企业、物流企业、设计企业等总计上万个各种各样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又带动了100万人就业。由于产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链中上万个中小微企业进行了数字化赋能,就能实现市场需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市场销售等全网一盘棋,牵一发而动全身。希音公司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几百个点上线下B2B、B2C和全球线上B2B、B2C的销售情况,同步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行情分析情况,这些信息就会在第一时间交给网上的几十个设计单位,设计单位立即设计出20个样品,制造企业每个样品制作1000件,迅速推到市场销售。如果有5个样品的产品一卖而空,那么马上反馈回来,迅速地组织生产制作几万件推向市场,实现以销定产、以快打慢、以新打旧,这种快速反应的优势一旦建立,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这种领先优势,既带动上万个中小微企业同步发展,又赢得消费者的喜欢认可,还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希音公司还未上市,其估值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独角兽企业。


三是产业互联网必然会推动一个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一个产业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将上万家企业网络联动在一起,不是靠对上万家企业股权投资、不是靠财务补贴、不是靠渠道垄断、不是靠亲属关系,而是靠全方位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位。一个成功的行业性产业互联网,生产销售的规模往往会很大,将带动一个地区的制造企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链集群,使这个地区成为生产制造中心;因为销售值很大,也会使这个地区成为贸易中心;因为生产销售需要物流配送,又由于体量巨大,也会使这个地区成为物流中心。产业互联网不仅带动了这个地区的制造业、贸易批发零售、物流运输,还会带动产品的研究设计和品牌开发,成为某个产业的研发和品牌设计中心。围绕这些中心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也会一并展开,会产生大量的会计师服务、律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品牌专利保护及推广服务,各种金融业务的服务,各种咨询服务及服务外包的服务等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也将搭载在产业互联网平台上与制造业企业融合在一起,互相缠抱依靠,形成产业互联网生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态。


四是产业互联网将实现金融科技的全面到位。金融科技旨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产业互联网使上万家企业在网上形成生产体系,各环节互相联动,每家企业的需求、生产和订单一目了然。商业银行与产业互联网一连网,对各企业尽职调查的数据应有尽有,可立体地对每个企业画像,信用、杠杆、风险高下立判,就像主办银行一样,能够快速地为产业互联网中的企业贷款融资,从而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产业互联网还会将网络上产生的各种产值和税收引流,拉到公司注册地,使当地形成一个区域的金融中心,不但增加这个区域的GDP,且GDP的含金量还会特别高。


各地招商引资、再用各种优惠抢蛋糕的办法已难以为继。哪个地方能培养出几个行业的产业互联网,或者招商引资引进几个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到当地落户,就可以将制造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拉到哪儿,在别人一点感觉还没有的时候,你已先行者通吃。当今世界,逐鹿中原,得产业互联网者得天下。
这就是产业互联网加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新模式,是新质生产力未来发展的新业态,也将是各地、各种企业竞争的关键。这是我讲的第四个方面。


第五部分,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优化能刺激生产力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匹配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即生产关系的构建。这涉及到改革开放,即供给侧结构性的制度化改革。这里讲得的不是广义的生产关系,而是讲技术创新本身直接相关联的一些制度。我认为有七件事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制度化的创新。
第一,增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新质生产力要重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我国研究开发经费的目标定位是每年占GDP的2%,这已经有十几年,有些省份、城市早就超过,但有的还在一点几,全国平均基本在2%,最近几年已经到2.5%、2.6%了。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和2040年远景目标时应该提出一个逻辑,设定全国研发费要占GDP的3%,到2035年是不是应当进一步提升到4%?我国过去搞基础设施非常多的投入、产能超前、建设超前,把今后二十年的基础设施需求可能都已经提前建好了,从这个意义上,将省出来的钱更多地往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科技创新上去投。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安排,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要调整的。


第二,增大原始创新研发经费的投入。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1的源头发明创造、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中国现在每年的研发费世界第二,总量不小,但是其中只有5%—6%投资在0—1的创新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每年研发费的20%投资在0—1的源头创新上、重大发明创新的项目上。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源头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到2035年应该力争使我国的原始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达到20%。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这个指标一调整,整个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就比较匹配了。


第三,提高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力度不够。0—1发明以后,好不容易发明了,能够孵化出产品这一块,1—100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20%,世界大体上人类发明成果的50%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目前20%的转化度在世界范围偏低。任何发明创造不可能100%转化,但40%、50%的转化是应该的。目前我国的制度是一切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专利投资者占30%,发明者、发明团队占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70%,听起来我国对发明团队高度重视,但是发明团队能发明,不见得能转化。最近这二十年,每年有上千个获得技术进步奖、创新成果奖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少有发明的人因为知识产权变成亿万富翁的,因为没有转化就没有产生生产力,就没有利润。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还真要学发达国家的做法,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知识产权专利都是三个三分之一,也就是任何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专利出来,谁投资谁拥有三分之一,谁发明谁拥有三分之一,谁转化也拥有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如果发明者自己把它转化成生产力,那么发明者可以拿三分之二。发明者能发明,但不一定能转化;转化者情商高,懂市场,只要制度保障到位,就会有大量的转化者参与进来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美国的《拜杜法案》就是三个三分之一的法律规范,推动硅谷成为全球研发创新及科研转化的高地。这里边我国缺一个制度机制,怎么保障转化者的利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这样的转化,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开发的投资、发明、转化的法律制度,这也是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四,建立健全培养打造独角兽的资本市场体系。好不容易1—100有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总体来讲,我国缺少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撑,缺少金融力量的有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资本市场科创板怎么来推进帮助这些科创企业形成独角兽,形成重要的产业,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事。这方面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怎么把它到位,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


第五,数据产权的问题。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燃料”,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数据是碎片化的,需要加工变成有用的数据,数据产生数据,数据可以多次转让和买卖,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价值与产权。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数据交易中的产权和价值界定有其特定的内涵。数据产权归属是数据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它决定着如何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数据价值、义务和责任。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同的是,数据的产权问题仍未解决。土地、资本或劳动力等要素具有专属性,但数据很复杂,目前在确权方面缺乏实际的标准规则,迫切需要对数据涉及的管辖权、交易监管权、所有权、使用权等基本权利进行制度规范,这是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健康发展、安全发展的基础。


第六,增强对老百姓教育、文化、生活方面的投入。原来的发展比较重视物质,往往对人的发展有所忽视。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更要重视增加劳动者创新、劳动者文化、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在宏观分配上增加对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比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供给和需求两侧都面临与“人”有关的突出问题:在供给侧,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趋势性反转,人口进入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的新阶段;在需求侧,存在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较低,即“双低”问题。如不干预,这两方面互相作用,会驱动经济发展进入逐步降级的“失速”陷阱。要着力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培育和释放我国规模庞大的人力资源红利;同时,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增加消费占比,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总之,过去40年来我国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0%左右。在今后十几年要着力增加对人的投入,把40%变成50%,甚至到55%,我国120多万亿GDP增加10个点就是10几万亿,如果到2035年有250万亿GDP,增加10个点,就是25万亿的现金进入老百姓口袋,既提高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生活更美好,同时也会增加内循环的拉动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各种素质的提升都有好处。劳动者文化素养提高了,就有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基础和人力支撑。


第七,提高全社会对创新者的容纳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独角兽会出现一些非常厉害的创新、创业者,这种创新、创业者是新质生产力资源优化配置、要素优化配置、企业管理方法优化配置的特殊人才,对生产的各个环节经过他的配置后会产生特殊创新,就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我们要反思,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基层做起来,可能他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就被扼杀了、被淹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环境怎么容忍这种奇奇怪怪的创新者?不仅他的业务创新有别于常人,甚至个性也很奇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要重视企业家,尊重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制度以外,对于新质生产力这样的创新、创造类企业家,更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制度方面的保护和关怀,这里边也有文章可做,需要良好的制度管理。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在五大板块的产业上发力,要在五个层次上进行颠覆性的创新,要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要着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加快产业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赋能,要提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各方面综合发力,形成体系推进,新质生产力才能快速生成,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提升国家总体竞争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强有力的生产力支撑。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注:本文根据黄奇帆同志2024年4月26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春季主体班上的授课录音整理而成。)

会长钱振华受邀出席2024中德贝多芬青少年音乐节全国启动仪式

6月23日, 2024中德贝多芬青少年音乐节全国启动仪式暨贝多芬名琴名家音乐沙龙于上海浦东世博天地展厅成功举办。现场嘉宾满座,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中外专家及各界人士济济一堂,上企国协会长钱振华受邀出席。

该音乐节由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ilhelm Walter Wulff)担任名誉主席与监护人,由德国贝多芬协会主办。德国贝多芬协会成立于1889年,致力于保护贝多芬的作品和遗产,是世界著名文化艺术机构,“铁血宰相”俾斯曼,著名音乐家舒曼、勃拉姆斯、威尔第等都曾是该协会发起人或委员。

据悉,该音乐节作为德国贝多芬协会在亚洲首次官方授权合作的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项目,不仅邀请了中德两国知名的音乐专家组成国际评委团,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演音乐会活动以及中外大师贝多芬主题工作坊。

该音乐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受到中华文促会及各地文化旅游局的指导,同时也得到了德国驻华使领馆以及德国合唱协会、德国波恩大学孔子学院、欧美同学会等中外单位的大力支持。

上企国协和车墩镇人民政府成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24年5月6日,“数字车墩·创赢未来”车墩镇2024年度高质量发展大会圆满成功。会上,上企国协和车墩镇人民政府成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松江创新科技企业培育基地的运营,双方合作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
上企国协将利用其国际资源和影响力,为车墩地区的中小企业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论坛等活动,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机构前来交流合作,促进车墩地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2.推动政策解读与对接
车墩政府将依托上企国协的专业团队,加强对国际经贸政策的解读和研究,为中小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政策信息。同时,双方还将共同推动政策与企业的对接,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实现快速发展。

3.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升级
车墩政府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上企国协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双方还将共同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深化人才培养与引进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上企国协与车墩政府将共同推动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建立人才库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培养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同时,双方还将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为车墩地区的中小企业注入新的活力。

5.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合作的形式和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上企国协与车墩政府将积极探索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如各产业联盟、国际公共采购、跨境电商等,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关于“上企国协国际服务发展中心”正式成立的通告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出海战略,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加速提升其全球市场竞争力,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经充分评议,正式宣布“国际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此举标志着在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合作与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一、成立宗旨与目标

中心的设立旨在构建一个综合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化进程中所需的各项专业服务与支持。通过深度整合市场调研、法律咨询、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关键服务领域,中心致力于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国际市场动态,优化产品与服务质量,稳健开拓海外市场,同时促进国际服务机构的交流合作与创新发展,为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小企业出海生态系统贡献力量。

二、组织架构与团队

为确保中心运作的专业性与高效性,特设以下组织架构:

  • 中心主任:张智琦,全面负责中心的筹备与运营工作
  • 秘书长:刘知勇,负责中心的外联事务和商务体系建设

工作组成员:

蒋晓官、杨栋宇、董啸、秦志超、陈欣华、王孝忠、吴会鹏、安英楠、朱亮、蒋新磊、龚明、方丽丽

三、中心的职能和使命

1、建立国家标准:联合国家相关部委制定国际服务机构的团体标准和资质认证,对相关服务机构进行认证、评比,给出海企业匹配优质的服务商;

2、搭建服务中心:联合国家相关派驻机构,搭建全球各地的服务中心和国内各地的落地服务中心,给出海企业提供完整的落地服务;

3搭建培训体系: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性,提供全方位、贴近实战的系列培训,提升出海企业的认知和专业度;

4、塑造标杆体系:塑造出海标杆企业的传帮带体系,帮助出海企业快速融入本地产业链;

四、联系方式

对于中心成立的相关事宜,如有任何咨询、建议或合作意向,敬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与我们联系:

张智琦  18621758973     刘知勇  13386056253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将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携手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国际服务机构发展合作中心成为中小企业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以上内容,特此通告。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2024年6月6日

上企国协携手抚州驻沪办主办“守’沪’抚商与法同行”暨新《公司法》专题讲座活动

2024年5月21日,由抚州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指导,上海抚州+九县两区商会、上海抚州法律人才联谊会主办,沪赣医促会抚州工作部、上海抚州教育科技人才联谊会协办,上企国协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促进中心、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商会、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东华理工大学上海校友会提供特别支持的“守‘沪’抚商,与法同行”活动暨新《公司法》对股东、董监高权责的实质性影响及应对专题讲座活动成功举办。

抚州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黄晓勇,共和新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黄翔,共和新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燕,抚州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副主任吴波,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会长钱振华、秘书长朱平、执行秘书长肖梓依,上海抚州商会会长熊露璐,上海抚州法律人才联谊会会长、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主任丁德应,沪赣医促会抚州工作部名誉部长黄建明,教育科技人才联谊会执行会长熊飞,共和新路街道商会会长叶应春,东华理工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刘乐辉,上海市人大代表、原资溪县副县长柏万青出席本次活动。本次讲座约有170名商会、联谊会会员参加。本次活动由君伦资深律师郑书凝主持。

黄晓勇主任在开幕致辞中,热烈欢迎了各位商会会员和联谊会会员的到来,并祝贺活动成功举办。黄主任强调了抚州在沪企业对两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于新《公司法》带来新机遇与挑战,特邀君伦所丁德应律师主讲新法。他期望企业深入理解新法,并将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行动,推动抚州在沪企业健康、繁荣发展

共和新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黄翔致辞表示,共和新路街道始终致力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本次活动对于提升抚州在沪企业的法律意识治理能力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企业必须适应新的法律环境,确保合规经营。因此,共和新路街道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企业,通过提供政策咨询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并期待通过“法+计划”等,进一步加强企业与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构建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上海抚州商会会长熊露璐在致辞中,对所有参与活动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抚州在沪企业家的联合组织,上海抚州商会一直致力于服务会员企业,促进抚州与上海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熊会长强调,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政府部门、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商协会的合作,为会员企业提供更多元化、专业化的服务。

上海市人大代表、原资溪县副县长柏万青被亲切地称为“柏阿姨”。柏阿姨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次“守‘沪’抚商,与法同行”活动。她通过幽默的话语,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强调了法律知识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她鼓励在沪抚州企业不仅要在商业战场上锐意进取,也要在法律的天空下稳健前行。柏阿姨说,抚州与上海的联系日益紧密,她将继续支持抚州在沪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实现更大发展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

讲座开始前,举行了“法+计划”守“沪”抚商启动仪式。抚州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黄晓勇,上海抚州商会会长熊露璐,上海抚州法律人才联谊会会长、君伦主任丁德应,上海抚州商会党支部书记兼常务副会长刘乐辉、上海临川商会党支部书记兼常务副会长徐呈昌,上海黎川商会会长潘玲玲,上海广昌商会会长黄东亮,上海资溪商会会长郑闳升,上海宜黄商会执行会长方惠德,上海南丰商会会长周泽利,金溪长三角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江新炜,上海乐安商会会长黄辉云,上海崇仁商会轮值会长元细根上台参与启动仪式。

“法+计划”旨在以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热线形式为在沪抚州企业提供公益法律咨询与支持,提升上海抚州+九县两区商会会员单位的法律意识合规能力,为在沪抚州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启动仪式举行后,丁德应“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与合规运行的实质性影响及应对”进行主旨分享。丁律师简要介绍了新《公司法》的修订背景和原则,强调了法律更新对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性。他深入分析了新法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指出股东会、董事、董事会、监事、监事会需依法调整,确保治理合理有效。丁律师详细解读了股东、董监高权责的新规定,强调明确权责以提高公司治理。他还针对拟上市企业提出注意事项,如股份转让、股票发行和公司表决权等,以避免法律风险。最后,丁律师鼓励企业学习新法,制定合规计划,主动适应法律变化,加强管理,提升合规,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和新路街道营商办副主任张依依针对营商环境政策进行主题分享。张依依副主任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共和新路街道一直致力于为企业打造一个公平、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随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执行秘书长肖梓依、上海抚州商会会长熊露璐代表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与抚州+九县两区商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国际合作,共享资源、经验和网络,为会员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优质的服务

抚州商会秘书长付海奇、上海抚州法律人才联谊会副会长陈鸿代表抚州+九县两区商会与法律联谊会进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致力于法律服务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抚州籍人才在上海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为抚州籍企业及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共和新路街道商会会长叶应春、上海临川商会党支部书记徐呈昌代表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商会与抚州市临川区商会签约仪式,双方在未来将加强两地商会之间的联动合作,促进静安区和抚州市临川区两地商会会员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繁荣。

在三份战略合作协议指导下,大觉集团副总经理吴滨海与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昌华律师代表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服务签约仪式。

钱永刚、钱振华等人受聘为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人文导师

2024年4月19日下午,上海大学开展新合并组建30周年系列活动,其中包括钱伟长学院人文导师聘请仪式。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会长钱振华,文化学者钱汉东,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军等领导嘉宾出席,解放军91528部队和南大消防官兵代表、久隆模范中学、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以及上大各学院师生代表四百多人参加。

受聘为钱伟长学院人文导师的有: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会长、上海钱镠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钱振华,著名文化学者、上海钱镠研究会荣誉会长钱汉东,海军医科大学副军职教授钱齐荣,全国道德模范、新疆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钱金耐,博乐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钱毅湘。

为传承科学家精神,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爱国情怀,钱永刚先生受邀为师生作“钱学森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主题报告。钱永刚先生以钱学森一生之中所做的五次重大选择为主线,基于钱学森留学美国、奉献航天、金色晚年三个人生阶段,用丰富详实的事例,重温了钱学森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为上大师生树立了科学家心怀国之大者的榜样。

上企国协专精特新企业孵化中心(君伦律所)向昆山市台企民企开展《公司法》讲座

2024年4月16日,“细说新法,护企发展”昆山市台企民企政策法规宣讲活动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昆山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昆山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指导,昆山市昆台工商业者联合会、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江苏银行昆山支行主办。昆山市昆台工商业者联合会会长张玉林,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会长钱振华,昆山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邢琳,昆山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晓东,江苏银行昆山支行行长孙江,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君伦主任丁德应律师,君伦高级合伙人金昌华律师出席本次活动,130余名昆山台企、民企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张玉林会长在致辞中,热烈欢迎了各位企业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并表示本次邀请到两位来自上海的业内专家也属机会难得,希望各企业家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学习好、用好新公司法,联合会后续也将一步擦亮“昆如意”营商服务品牌,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将一如既往地助力各位企业家打造现代化的高质量企业。

钱振华会长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两位主讲律师在公司法业务上的精湛能力丰富实务经验,肯定了对《公司法》具有精准的理解;其次,从协会成立伊始即致力于促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合作,并助推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也是协会首次走入昆山,未来,协会也将愿意关注并助力昆山企业开展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也欢迎昆山企业家以后常来协会做客

活动上半场,金昌华律师以“新《公司法》对股东、董监高权责的实质性法律财税影响及有效应对”为题,围绕股东出资、控制权、失权、退股制度等五大方面展开分享,并分享了减资、股权转让、公司清算、股权回购中的税务问题

下半场,丁德应律师则继续对“人&章之争”、股东赔偿责任、董监高责任、股东知情权、公司投融资等五方面进行深入解读,丁律师还重点就章程修改提到涉及54个建议,引来在场企业代表热烈反响。两位律师以案说法,对复杂的法条深入浅出,结合君伦承办的实际案例,让痛点难点问题变成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为现场的企业代表提供了全方位的新《公司法》务实阐释与讲解

随后,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私人银行中心费笑女士就如何根据新《公司法》优化对台企民企的金融服务进行主题分享。

活动尾声,企业代表还就关注的总分公司、公司治理架构等问题向两位律师提问,两位律师对企业代表所提出的问题细心答解,并提出专业性法律建议

此次活动受到了昆山市台企、民企的高度赞誉,各参会企业代表通过本次活动对新《公司法》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势必有助于企业在合规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


永葆“信韧” 洞见“繁花”—上企国协第五届理事会​第十一次理事扩大会议暨2023年年会在沪成功举办

2024年1月19日,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以下简称“上企国协”)第五届理事会第十一次理事扩大会议暨2023年年会在沪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信韧——凝聚智力、融通国际”为主题,沪上优秀企业家代表、各国各界嘉宾、上企国协会员齐聚黄浦江与苏州河畔,叙怀抒志,观往知来,共谋龙年新布局。

会长助理兼执行秘书长肖梓依主持会议。上企国协常务副会长王险峰对2023年度工作作总结报告。王险峰指出,2023年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生深远的变革,“危”和“机”并存的大环境下,钱振华会长引领协会砥砺前行,硕果斐然。2023年协会“融通国际”,与英国、日本、古巴、马来西亚等多国政要抱诚守真,互通有无。后疫情时代,上海乃至中国民营经济更需要“走出去”,上企国协作为全市唯一一家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在推进和深化国内外交流合作上肩负重要的职责。相信在钱振华会长高屋建瓴的谋篇布局下,上企国协定能锐意进取、敢作善为、乘势而上,开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最后,王险峰提出,希望2024年所有理事同仁、会员单位群策群力,为协会的长足发展集思广益,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献绵薄之力。图片图片

协会副会长邵新娟汇报2024年工作计划。邵新娟认为,展望2024之际,要警惕时代焦虑落到个人头上,在不确定中努力活下去应成为共识。展望龙年,协会将以会员单位为本,在钱振华会长的带领下落实以下“四大名片”。一是大学校长(院士)与企业家共话发展之道;二是外国驻华使节与企业家联谊会;三是政府相关委局办处级干部对企业家政策解读会;四是企业家训练营。

各协会理事单位对2024年工作计划作审议。表决环节,所有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协会2024年工作计划的提议。

本次会议还举行了新晋骨干证书颁发仪式和新设中心授牌仪式。新晋骨干包括新任副会长陈颖、执行秘书长肖梓依、副秘书长陆佩君、副秘书长刘知勇、副秘书长戈马、副秘书长张丹霞、副秘书长陆佩君、理事刘立志等。新晋副会长丁德应、陈颖和新晋理事刘立志、陈建国发言。

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险峰、监事长兼口腔产业分会会长袁学锋、特聘副会长范慧敏为海外合作中心、建筑新材料中心、国际供应链中心三个新设中心授牌。图片

最后,协会会长钱振华总结讲话。他向现场与会者介绍与会嘉宾,并向所有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钱振华表示,如今,民营经济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贡献了50%的财政收入、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成果、80%的就业机会和90%的企业数量。作为拥有32年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协会,上企国协要立足上海、辐射全国、走向世界,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基业长青。

会后,同名主题年会在国际饭店举行。年会由爱万、孟佳霖主持,古巴共和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MileidyAguirre Díaz,上海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原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李芬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副校长、上海健康医学院创始校长、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黄钢,原梅山钢铁集团常务副总裁、宝武集团总工会主席、上海老年基金会副理事长劳光熹,上海市双拥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外合作交流办公室副主任曹震国,上海市双拥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原浦东机场集团总裁袁顺周,上海市委外事办公室二级巡视员颜正龙,上海市经信委综合管理处处长赵广君,著名越剧艺术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梅花奖、白玉兰奖终身评委钱惠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连续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中国文物保护十大杰出人物榜首,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汉东,新黄浦集团执行董事,上海科技京城集团公司董事长徐俊等上百位嘉宾出席。

年会进行了“中古经贸合作囯际友谊奖”“优秀战略合作伙伴奖”表彰授牌;向王险峰、邵新娟、肖梓依、李德伟颁发2023年度“卓越服务贡献奖”;授予马成、王家友、刘志勇、张文婧、肖莉、张洁、丁赛2023年度“优秀服务工作者”称号;向健康产业分会发起单位上海宜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颁发“上海市中小企业家专业健康服务贡献奖”;向安保产业分会发起单位上海猎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颁发“上海市中小企业家杰出服务贡献奖”。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启一元复始,待四序更新。回顾携手走过的2023年,协会与广大中小企业同心同德,共克时艰,共同见证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的荣耀时刻。展望2024年,协会将继续秉承“科技创新,数智引领,资源整合,融通全球”的工作思路,以服务会员、服务社会、服务全市中小企业为宗旨,与大家一起聚能凝力,共蓄变局时代名营企业突围发展新智力。协会将不忘初心,给灰心者引光,让畏葸者有力,使奋斗者腾飞,做好广大中小企业前行中的加油站、委屈时的娘家人、成功时的喝彩者!愿所有企业家都能把握经济大势,穿越发展周期,永葆“信韧”,洞见“繁花”。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成立于1992年9月21日。当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上海进入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时期。时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屋建瓴,由原拟组建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改而成立本协会。

​【国际亮相】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在LPS展会开启全球合作序幕

第22届LPS(上海国际高端房产盛会)于2023年12月8日至1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逾50个国家的150余家展商及200多个品牌参展,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全球高端房产盛宴。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作为VIP受邀嘉宾,出席本届LPS展会。

分会场专场论坛上,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作主题演讲,并向与会者介绍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的成立背景及宗旨。论坛结束后,不少与会者向中心代表咨询并表达了合作意向,其中不乏一些大型地产商。此次活动是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自本月成立以来出席的首次国际活动,中心代表亦借此契机深入了解各国展商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方面的需求痛点。

LPS在国际高端房地产展览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业界地位,此次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所取得的交流成果,对于建筑新材料产业走向海外市场有积极意义。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成立“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助力建筑新材料产业扬帆出海

    2023年12月2日,一场以“建筑新材料出海”为主题的专项讨论会在上海科技京城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指导,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办,旨在推动建筑新材料产业走向海外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协会在会议上宣布成立“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以进一步推动建筑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会议伊始,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会长钱振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钱振华会长对“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期待该中心能为建筑新材料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钱会长指出,建筑新材料产业是未来的战略性产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而推动建筑新材料走向海外市场,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建筑新材料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接着,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上海思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志详细介绍了“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战略规划、发展宗旨和当前发展状况。他表示,中心的成立是为了推动建筑新材料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促进新材料在海外市场的应用和推广。

在企业代表发言环节,以下与会者发言讨论。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会长助理/执行秘书长 肖梓依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副秘书长/企业品牌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瑞 明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副秘书长 戈 马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办公室副主任 王家友

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会长助理/福利中心主任 肖 莉

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常务副主任/副秘书长 上海匠班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唐 俐

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常务副主任/上海颐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韦 璞 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秘书长 段丫丫

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副秘书长 上海安济美筑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徐智辉

上企国协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副秘书长 上海思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沈 丽

    与会企业代表纷纷就各自企业的经营现状、对建筑新材料出海的认识、对建筑新材料出海的挑战和机遇作了阐述。他们普遍认为,建筑新材料的出海既面临着广阔的市场机遇,也需要克服诸多挑战,如技术壁垒、市场准入、文化差异等。当然,他们也表示,有了“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支持和引导,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据悉,“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将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包括政策咨询、市场调研、技术交流、业务培训等。同时,中心还将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企业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筑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成立,无疑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建筑新材料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期待在“建筑新材料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引领下,我国的建筑新材料产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