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奇帆前市长在经济界有一个传说，是中国“最懂经济的省长”；他从重庆市市长退下来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趋势发表见解独到的观点、分析、判断。黄奇帆前市长，曾出任过本协会名誉会长，因此对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来讲培感亲切，我们将持续关注转发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独到见解。

导读：黄奇帆曾担任重庆市长，他每次公开演讲以及关于招商引资的文章都能在业内引发强烈反响。11月11日，在上海联交所举办的“2022世界并购大会”上，黄奇帆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要认真体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涵。事实上，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就是并购重组不断发生的过程。当前，全球经济风云变幻，中国经济负重前行，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产业发展，都有巨大的重组空间。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重组”二字真是奇妙。“千里为重”，意指空间的转换和历史的邃远；“组”，“糸”旁指“丝绳”，“且”部为“加力”，寓意抓住主干，理清乱麻。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发挥聪明才智，抓住问题主线，对事物构成要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最优解决方案。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其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理解重组，就是通过改变事物的联系方式和运作条件，使其内部结构优化，进而使运动的方式、运动的轨迹朝着理想的方向和预期的目标转化。

无论是词源学考证，还是哲学辩证思考，都告诉我们，重组是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重组的。

深化改革需要重组。所谓改革，就抓住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牛鼻子”，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来提升综合效率。实际上，改革就是重组，重组也是一种改革，改革与重组异曲同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概念。我们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原有体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场机制有待发育，如何破解长周期、大面积、反复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依托现有条件，着力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预期目标？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重组的思维和办法，通过边界条件的调整变化，使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支“看的见的手”协调配合、相得益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重组。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方转变、结构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经济要素、创新驱动、资产结构、股权结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经营运作，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这里面包含诸多重组操作，包括资产重组、组织重组、管理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权利重组等等。其目的，都是通过重组达到“1+1>2”或“5-2>3”的效果。可以说，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都会涉及到重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重组。

重组的道路千万条，重组的方式千万种，但困难面前，如何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迅速找到最合适的重组路径，从而实现问题的解决、发展的突破呢？这就需要把握重组的一般规律，明白重组的目的、条件、方法和注意事项。

重组的五种目的

一个企业负责人或者政府官员日常需要处理的事项中，绝大部分用常规方法就可以处理，不需要重组。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重组，为了重组而重组，那是自寻烦恼。重组历来是问题导向的，是有明确目的的。一般在五种情况下，要启动重组思维：

一是实现超常规发展，需要重组思维。企业要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机会，地方要想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一般的方法往往是不行的，这时候需要转换思路，考虑重组的方法来推动。

二是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有创新的重组思维。一些问题由来已久，长周期存在，你的前任、前任的前任都没有解决，一定是在传统的坐标体系内无解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用重组的办法解决它。

三是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要有独特的重组思维。因为既然是一个普遍问题，甲想解决，乙也想解决，大家都想解决，但又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就说明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应该创新重组。

四是遇上爆发性、危机性、冲撞性的尖锐问题时，也需要重组思维。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谋求新的突破，延续并不断增强竞争力，就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时，常规的办法一般不大管用，必须用重组来摆脱危机，用重组来抓住机遇。

五是全球化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有重组的思维。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的范围超越了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要素的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优利用。一个地方要想分享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运用重组的思维，在全球化范围内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化发展。

以上是从方法角度讲了五种抽象的归纳，具体到了你生活、工作中你稍微想象一下，哪些是属于这一类，哪些是属于那一类，总之跟这五类有关的有时间的、历史的、空间的、广泛的方面，有突发的、超常规的，有整个国家边界条件变化了、开放了，这时候你都需要有重组的思维，想清楚怎么解决问题。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关于重组绝不是抽象的无事找事，为重组而重组，一定是问题导向的，围绕着解决某个问题而去重组，而问题有五种性质，这五种性质问题碰上了你就要启动重组的思维。

推进重组的五种方法

遇上了上述五种问题你怎么去解决呢？重组的手段、方法，从哲学意义上或者方法论意义上有哪几类方法呢？大体有五种：

第一个边界条件法。调整边界，调整你工作的环境、边界。毛主席说过，事物一切都是矛盾的一种运动，任何一种矛盾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转化的作用。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外因条件的变化带动了内因的调整，内因随着外因而变化，最后使矛盾这种运动转为那种运动，这就是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则。在这个意义上，你这个公司也罢，单位也罢，你要解决的某个事项也罢，它在某种边界条件下它是这么样的运动。当你把边界条件一改变，那么很重要的经济结构也好，企业运行状态也好，都会变化。

我们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你把供给侧的边界条件、供给条件调整变化了，经济运营的质量、效益和结构也会变化。比如说“三去一降一补”里面有一个“降”，降什么？降成本，降成本降哪个成本？降物流成本、税费成本、融资利息成本、劳动力供应的成本，还有降各种资源要素的成本。当你把这五种成本都降低了，那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变，运行质量和效益都会提高。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的，调整边界条件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化。比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余人员多，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等问题，一个企业可能有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负担，这样的企业老总肯定不好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企业发展边界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剥离企业债务等方式、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国企边界调整后，许多优秀企业就脱颖而出了。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市场情况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取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企业上市，垃圾股重组，各种大小集团合并强强联合，或者优势企业与弱势企业的合并，这不是为合并而合并，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重组，很重要的是要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参与配置资源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好处，实现多赢。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的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划分后形成分配格局，从而实现资源重新整合，化解一定的矛盾，解决一定的问题。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内部体制机制的优化。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工作要求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高效规范运营。

在经济领域有一系列体现上述重组方法的案例场景，比如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即对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及其资源进行重组整合，表现为产业链条上的纵向合并或并购。又比如企业业务流程的水平整合，也就是将企业的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的某一个环节外包出去，搞“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搞软件开发和外包服务等等。都表现为企业的横向合作或并购，现在惠普，IBM等跨国巨头，都是自己控制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核心环节，把零部件加工、物流、结算环节外包给各种代工企业、物流企业和财务公司，自己的业务不到30%。再比如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整合重组。包括上市融资、股权转让、招商引资、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等等，主要体现为资本结构的变化。企业债务重组也属于这种范畴。再比如组织结构的调整重组。包括管理链的整合重组，如精简管理环节以提高管理效率，包括管理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更换，乃至整个领导管理团队的更换。还有依托信息化的产业链重组，比如，我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行动，通过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来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比如，“德国工业4.0”，借助先进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管理等关键环节渗透应用，加快推进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这些业务流程再造和产业链优化升级，实质上也是重组。

以上说的是重组的五种方法和一些应用场景，下面介绍一个具体的案例，京东方重庆液晶面板的项目。

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考虑到重庆有6000万台电脑，还有2亿台手机，消耗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这个液晶面板重庆一平方米也不生产，液晶面板跟集成电路一样是高科技核心产业。我们中国在2014、2015年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2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液晶面板1700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搞好这个项目，对重庆、对整个国家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当时，中国最好的液晶面板企业就是北京京东方，我跟王东升2014年9月晚上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液晶面板企业，你这10年艰苦奋斗形成了上万个专利，在世界前10位的液晶面板企业你已经排在第四、第五位了（2014年），现在他已经到了第二、第三位了。我说你有技术，我这儿有市场，我们合作是资源优化配置，你到我这儿来生产液晶面板100%就在重庆销掉了，运都不要运。他说，你有市场，我有技术，也能生产出来，但是一个项目要340亿的投资，我现在这个公司筹不起这个钱。我说你是个上市公司，你这个钱我们可以向重庆企业定向增发的方式来解决。由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资金，当时他的股价是2块多一股，我说你增发100亿股，由重庆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出200亿予以购买。你拿到了200多亿后，再从银行这边贷款140多亿就形成340亿，这个项目资金就有了。所以我们这么商量完以后，三个月内把这个资金都解决了。2014年底就开工，到了2016年竣工。340亿的钱一年多时间就把它竣工了，然后投产。这个企业厂房是1平方公里，施工的场景是非常壮观。这个项目竣工后能够带动几百亿的产值，也有几十亿的利润。它还会推动上游，液晶面板贴在玻璃上，玻璃也要生产，上游产业可带动上百亿，下游方面，一块面板出来了就是一个电视机70%的价值，稍微配套一下就是上百万台电视机的显示器终端等消费品出来了。所以他形成一个产业链，一个项目可以带动六七百亿。这个项目显然是成功的。2016年初，总书记去视察重庆的时候看了这个项目，表扬这个项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案例。

我讲这个案例里面使用重组的方法，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实现了招商引资，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一个地方一个产业链集群的诞生。这里讲了三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你有技术，我有市场这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资金不足，我这边出钱，但是用了你的上市公司资源定向增发，一旦增发完毕以后，重庆这个项目是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政府那些企业只不过是买了100亿股，，买了200亿股的股票，这是又一种资源配置。这200亿股票过了两年、三年全流通可以退出，退出时京东方的股价提高了，企业收回了本金还能赚一百多亿元，市政府决定拿赚来的钱又跟京东方搞一个柔性液晶面板的项目，这个项目要460亿。这个项目就不搞定向增发了，因为把这赚来的一百多亿元和京东方作为投入共同出资300亿，总投资额460亿，最近开工了。这是第三个资源优化配置。

我讲这段话意思，现代招商引资也好，收购兼并也好，或者产业结构调整也好，要有重组的思维，要有资源配置的思维，要站在顶层进行设计。设计了让对方、合作方和自己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家大欢喜，这个时候与其说招他的商，也可以说他在利用你的条件，大家互相合作，合作两赢。

重组的五个注意事项

不管遇到哪种情况，也不管用什么方法进行重组，都要把握五个要点：

其一，不能把重组搞成群众运动。一定要明白，重组是领导者的事情，不是群众运动。重组是有一定权利、资源、资金、实力的领导人之间相互默契的行动。你的企业去收购另一个企业，一定是你这个企业的领导跟那个企业领导讨论，资源优化配置一定是有权利的人做的决策。

其二，重组要讲时机、讲机遇。可能这个时点重组能够成功，而且成本低。那个时点重组虽然也能成功，但是成本可能提高一倍。再换一个时点重组，同样的方法，没准就失败了。所以要择机而行，果断处置。

其三，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应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的各方应该是多赢的。在讨论ST重组时，我谈过一个“四边形法则”。简单讲，ST企业的重组一定涉及四类主体：一是把企业搞的一塌糊涂的原大股东；二是新的战略投资者、新的大股东，或者说战略重组方；三是散户股民；四是ST公司的债权人。这四个方面要利益互补，四方共赢。不能把全部坏账叫战略投资者背，否则人家就不愿重组了；不能赖账，让银行消化，那银行不会干；也不能欺负股民，影响社会稳定。当然也不能让原来的大股东净身出户，股权受冲击。这里面，有各个方面积极性的调动问题，要义在以“多赢”为行为准则。

其四，重组必须是在阳光下作业，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变成几个有权利的人搞阴谋诡计，然后赚了一把钱，把社会给坑了，利己害人，这是行不通的。

其五，重组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你有三元钱的资本，可以杠杆三倍做九到十元钱的重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1:10的高杠杆、高负债去做一件事，就得不偿失了。很容易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把你拖到另一个问题中去。甚至陷入到意想不到的债务危机中，这个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应该冷静再冷静，审时度势。

重组者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

如何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个重组法则呢？我的体会，一个好的重组推动者，要有五个方面的素质：

一是善于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一个好的重组者，一定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素养，知晓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各种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还要受过案例的训练，而不是死记硬背，重组是不能有框框的，根据遇到的问题来想措施，想方法，想哪个方法最好，想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有后遗症，用什么措施来预防？有时很可能和其他案例异曲同工，但是正如苏格拉底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二是善于化繁为简。古人说：“大道至简”。把复杂的问题切割成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一个个地解决，解决以后，叠加起来又互为前提。最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简单化并不是去违反游戏规则。比如我们谈到银行重组的案例，如果把银行资本金充足问题跟不良资产问题搅在一起，把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搅在一起，就会理不清，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金算不清，战略投资者也不会来。但如果资本金不到位去处理不良资产也很难，因为资本金到位后，银行存贷规模可以扩大，100亿做成200亿，同样30亿不良资产在100亿里占30%，在200亿里占15%，银行的信用状况就出现了优化。所以资本金充足是使银行可以合规合法做大做强的基础，但不良债务的处理又是资本金补充，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前提和条件。由此看，重组要善于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问题，这几个简单问题是一个不能分割、互为前提的整体，每个简单问题都要用有力的措施去实施到位，最后组装起来，就把复杂的问题解决了。有些重组不成功，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者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三是运用国家各类政策。重组必须善于把国家各类政策、各类金融工具用足、用好、用活。也就是说，必须把国家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根据实际情况用到恰到好处。这些游戏规则就像万花筒。这个案例这样转，那个案例那样转，每转一次就是一个不同的图案。其实，原理差不多，区别在组合的方法不同。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政策有十几条，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把股改跟这十几条政策完全脱开，就股改论股改，那是不容易的。反之，如果股改前后国家许可的资本市场各种制度，方法和工具弄清楚，想想当时当刻的股改状况，再提出合理的操作方案，就会使股改得到三个好的预期：一是股改后上市公司的发展肯定要好于股改前。二是股改后的总市值绝不会低于股改前的总市值。三是企业业务、管理更有前景。如果股改方案给人的感觉是有这三个好的预期，那就是成功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和股改方案中各种政策工具是否用足、用好有关。

四是善于用身边的条件、资源。重组要从身边做起。任何一种重组，都是基于问题的解决，困难的解决。你的身边往往就有现存的各种资源、信息和关键因素。就看你是不是慧眼独具，能否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通过事物发展边界条件的调整，抓住关键环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重组这件事，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外力、不靠运气，靠的是管理者系统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有效的决策，因为重组的资源要素就在管理者身边。

五是善于在重组中把握底线思维不留后遗症。要防止在重组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要防止在重组中把现在的问题推向未来，现在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却又引发了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更严重的危机；要防止在重组中以邻为壑的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例如，2000年美国为解决房地产不景气的问题，把房地产中的问题贷款重组成次级债，引发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而后，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大量的财政透支又引发了2010年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这些都是反面教材。

总之，用重组、整合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碰到难题、解决难题后，你常常就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重组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经把中央许可的政策、法律限制的问题、手中可以操作的杠杆资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条件，都放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框，在这个框里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任意地组合，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到了这一步，组合出来的方案，就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认同。

以上就是我的重组心得，概括起来一句话，重组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组的奥义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在于“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企业家而言，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运筹财富，摆脱危机的本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编者按】黄奇帆前市长在经济界有一个传说，是中国“最懂经济的省长”；他从重庆市市长退下来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趋势发表见解独到的观点、分析、判断。黄奇帆前市长，曾出任过本协会名誉会长，因此对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来讲培感亲切，我们将持续关注转发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独到见解。

本文为黄奇帆在2022年11月15日兴业证券演讲精编，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一个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这5个特点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形成6个方面的发展模式，或者我们说6个方面发展的体系。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我们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体系要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包含着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它包含着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过程。

第二个层次：要素市场体系。包含着要素的配置、定价，流转和要素的各方面的使用价值的发挥。

很确定地说，我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趋于完善。

在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商品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商品的定价，都是由政府来定价、政府来配置。

比如说一个火柴盒，两分钱一盒。当时我在上海经委，当规划处处长的时候，我印象每星期经委主任办公会就是讨论各种商品定价，两分钱的火柴盒要调成三分钱。

当时要经委主任办公会通过。然后再报到市政府常务会通过，市委常委会通过。还要经过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也就是说，每一个定价的变动都具有立法的效应。那么千千万万的商品如果都要这样来调价来确定的话，可见这个经济会多僵化。

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千千万万种商品，几十万种商品，从日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到各种工业品、工业装备，各种商品97%以上都是有市场来定价，市场来配置，市场的供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消费流转的全过程。

所以市场是决定商品流转配置定价的决定性的因素，政府只是做好服务。

可能有那么2%-3%的商品，比如像粮食药品。这些商品也基本有市场在定价，但政府更多地只是进行干预或者配置。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政府行为主导意见在起作用，所以总体上说，商品层次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我们现在要补课的，就是要素市场的配置问题。

要素市场跟商品市场不同，商品市场千万种，全世界全中国能被称之为要素的商品，实际上，就是十七八种。

比如说粮食是个要素的一个门类。里边可能有大麦、小麦、玉米、稻子等。那么所有的各种粮食，最终粮食产品作为一个要素，全球的要素市场都在进行交易。

能源是一种要素，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各种能源也作为一种要素资源配置。原材料也是一种要素。地下的矿产，比如铜矿、铁矿、铝矿等各种矿石资源也是种要素。土地也是一种要素，资金也是一种要素，技术也是一种要素。现在数字化时代，各种各样的数字数据也构成一种要素。

总之全球的要素，归类起来就十七八种，但它的交易总量比全世界百万种商品的交易总量规模还要大。

任何商品的买卖，我付了钱，东西归我，我把它用了。可能就是一次交易，或者两次交易。但是在要素市场的各种要素的买和卖，每一个方面都可能把它延伸成为交易的交易的交易。我把它买来以后，囤在那儿，我两次三次交易可能囤在那三个月，交易了换手了30次、50次。

全世界的要素市场的交易，每一种交易，很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亿，最终十七八种要素构成了全世界的要素市场远期贸易，期货贸易，各种交易量是天文数。

那么要素是在交易当中发现价格，也在交易当中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要素市场能够对一个社会、对人类、对各国产生5种方面的功能。

第一，可以使得这个要素市场的秩序规范；

第二，要素的定价比较符合规律；

第三，由于要素的巨额交易，当然会产生几万亿、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资金的集中和分流；

第四，要素市场也会形成国家和国家各方面人才集聚的中心地；

第五，就是要素会使这个社会各方面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国家的要素市场，实际上90年代就开始酝酿发展。包括郑州的粮食交易所、大连的商品交易所等。也包括上海2008、2009年开始的石油天然气交易所，也包括新华社在2010年前后在上海建立的交易所。应该是仿制美国彭博社搞了一个交易所。

那么上海这两个交易所也发展了十三四年了。但是这两个交易所目前还没有真正地对中国天然气、石油的交易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力。

因为中石油，中石化每年进口几亿吨原油、天然气都是在上海两个交易所场外，跟世界的交易所和市场购买直接形成的。没有经过上海的两个市场，所以不构成中国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的主战场。

当下世界石油天然气的要素市场。主要的交易场所。第一、第二场所是纽约、芝加哥的交易所，第三、第四的两个场所是在英国伦敦的交易所和德国法兰克福的交易所。

那么全球第5大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在新加坡，新加坡也是2008、2009年开始创建的。十几年下来，他已经成了亚洲最大全球第5的能源天然气交易所，新加坡才400多万人。它的石油天然气自身消耗并不大，但是它却构成了整个亚洲石油天然气交易的定价场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国家在要素市场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欠账。还没有真正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性枢纽市场。

也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3月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那么这个决定我认为是今后十几年中国要素市场发展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他专门讲了。要推动中国的人口的交易市场就是我们劳动力的交易市场。

土地的市场、石油、天然气，各种能源资源的要素市场。还有各种市场资金，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银行信贷，各种保险、各种市场，还有技术的市场。再包括前面讲的数据的市场等等。中央明确要让市场成为要素市场配置，让要素流转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更好地服务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要建成一个完善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包含商品市场，也包含高标准的要素市场。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中心。

当下美国经济GDP总量当中，它的制造业只占11.5%。那么欧洲的制造业只占欧洲GDP的15%-16%左右。它们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它的产业体系中，工业制造业只占10%或15%这么一种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经济体系是脱实就虚的。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美欧的这种产业结构体系的道路、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实体经济，特别是要保持制造业，制造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经济体系来说，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制造业也是老百姓共同富裕的一个保障，也是老百姓就业充分的一个基础。那么制造业的产业链也构成了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支撑，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是一切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一个关键环节。

各种原始创新的发明如果不通过制造业转化为生产力，完全只是说发明创造的东西，在自然科学里边不断地论证，如果没有转变为生产力，也无法推动人类发展。所以制造业也是科研创新的一个关键的所在。

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制造业的发展也是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境。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直接作用，我们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的经济、GDP的结构，制造业的比重不能太低。我们去年制造业的比重是26%。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大体上在2035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到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不能低于20%。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这里有个逻辑，如果我们的制造业在25%左右。跟制造业密切相关的采掘业和第二产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筑业，这两个方面大体在GDP里边占10%，这样形成整个的第二产业工业就有35%。25%的制造业加上10%的采掘业，建筑业构成的第二产业工业有35%。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经济出现了3个特定的服务概念。

第一，当今世界的贸易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从40年前的20%多，现在已经变成了70%；

第二，全世界的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40年前，我们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现在我们的服务贸易已经占全球贸易的35%。

第三，我们现在工业制造品随着智能社会，智能技术的发展，每一个制造品商品，一个硬件，一个终端，看起来是一个机器结构的东西，但实际上它里边的软件服务服务品的价值占这个的终端构造的40%-50%，比如一个手机，看起来是个终端，但它里边的各种智商含量，服务业的价值和软件的价值占这个手机价格的50%左右。

笔记本电脑也如此，电视机这些显示器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跟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零部件设计，原材料涉及物流运输、各种销售、安全、维修所镶嵌的技术。

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互相叠加。各种硬件产品，里面又镶嵌了各种服务。那么最终形成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会占GDP的15%左右。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里25%是制造业、35%是工业、50%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那个15%的生产性服务业叠加在里面，这样就形成了50%的和实体经济强相关的内容。

然后再剩下50%的GDP，包括农业可能五六个百分点、房地产可能五六个百分点、金融业也可能五六个百分点、贸易零售也六七个百分点；各种交通运输，旅游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包括各行各业构成了50%，这样形成的一个国民经济结构，就可以体现党中央说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一个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它有别于美国人的制造业。尽管美国现在想重振美国的工业，让美国工业重新回到美国，但实际上已经回不了头了。从特朗普到拜登，七八年以来，这方面有目标、有要求，但其实没有任何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走美国经济那种脱实就虚的道路。我们要走的是实业兴国、合理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要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

任何一个社会科技创新包含着3个方面：

第一，0-1的原始创新、基础创新；

第二，1-100，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为生产力；

第三，100-100万，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经过大规模的生产工业化的发展形成巨大的独角兽、新兴的产业体系。

这三部分缺一不成。我们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整个国家高度重视科研创新，研发费从GDP的0.2%（1990年）经过这几十年，到现在已经是整个国家的GDP总量的2.4%。我们这个三四十年比重上升了10倍。

同时，我们的GDP总量已经从1990年GDP的3万亿，现在变成了110万亿，涨了30多倍。研发比重再加10倍。

所以我们研发费这个30来年增加了300多倍。现在中国的研发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的研发费比我们排在我们后边的第3名日本、第4名德国，一直到欧洲其他国家。从第3名到第10名全部研发费总量还没有我们一个国家的研发费多。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科学技术进步，研发费大幅上升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成就，也取得了许多的科研成果。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科创体系和现状比的话，应该说我们的现状还有3个缺点，我们的研发费尽管世界第二，但没有合理地集中用于基础开发，尤其0-1的原始创新开发。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发费只占全部研发费的5%-6%， 2000年的时候5%，去年达到了6%左右。那么世界发达国家，G20国家用于基础开发，0-1的原始创新开发占20%。我们只占5%-6%。所以我们研发费对于重大科技攻关的项目不够集中。

在这个意义上，投资比较分散，也因此在人类前沿阵地的研发投入上，在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面研发费投入相对不足。尽管世界第二的量，但在重点环节、高科技环节、基础研发环节，我们的投入量比世界各国先进发达国家要少得多，这是一个短板。

今后中国式现代化，就要让这一块短板补上去，我认为，到2025年核心环节和高级环节的研发费占整个中国研发总量可能达到10%，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15%、2035年达到20%，也就是达到现在G20国家发达国家研发费投入的比重。

第二个环节就是1-100转化创新的环节。

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目标，也一直是这么要求。但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生产力体系、科研创新体系的转化率始终不那么高？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有国家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个省也有省一级的科技进步奖，国家创新奖也有一二三等奖。每年有几千个这样的省级以上的、国家级的奖。但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成效不那么明显呢？

我们规定科研成果、专利70%给了科学家，但为什么10几年、20年来，科学家因为他的发明而成为有那么几十亿、几百亿收入的这种概念很少呢？

主要原因就是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产生具体的效益。你的科研提成，哪怕有70%的专利权。如果你的专利权的实际效益是0。你的专利权，哪怕有70%、80%的股权也还是0，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转化不够。

之所以转化不够，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制度，说谁把这个专利权转化了，谁也拥有专利权。

美国有一个法律，叫《拜杜法案》。上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该法案就规定，只要在美国、在硅谷，任何创新发明产生了成果，1/3的效益归投资者，1/3的效益归发明者，还有1/3的效益归转化者，如果转化者就是发明者自己干的，那么这2/3归这个发明人。

但往往发明人智商高，他能突破，能够在点上发明突破。但是转化需要更多地是情商，了解社会实情、了解社会需要、了解这个高科技怎么能够转化为生产力，需要有各种跨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

在这个意义上呢，很多转化实际上不是发明人转化的。发明人继续发挥他的长处，一个发明以后再搞第二个发明，转化人不断地把发明人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在欧美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各种发明创造并不是100%都会转化为生产力，平均的转化率40%-50%。那么有的科学发明创造可能100年、200年以后也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不能急功近利，但我们又需要只争朝夕地去把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那么如果说欧美的转化率在40-50%，我们国内这些年科研成果基础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呢？只有百分之十几。转化率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少了一个《拜杜法案》。

我们可能搞了很多很多的孵化器、科创中心、科技园区，都希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然后找了很多很多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到孵化器来研究转化的问题。但其实呢，杀鸡用了牛刀。缺少真正地能转化的体系，所以要补上《拜杜法案》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把科学成果70%产权都归之于发明人。实际上你把30%给发明了，还有30%给转化的。那么最终使得这个社会，转化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蔚然成风，形成趋势，最终整个社会投资者，发明人和转化人共同收益。

第三个环节，已经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怎么样大规模投资，形成大规模的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力，形成独角兽。

这个需要科创板之类的资本市场。需要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需要我们各类私募基金、风投基金、ABC轮不同阶段的投资这个过程。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科创板已经出台，各种私募基金和风投基金已经形成接力棒。已经在开始往这个方向运转，相信今后十几年，中国在0-1的投入比重上，会赶上欧美G20国家的20%的比例，相信在今后十几年中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上，也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每年30%的成果，甚至40-50%的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

也相信我们的科创板和私募基金、产业基金能在资本市场上挖掘出更多的独角兽，使得我们形成完善的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体系。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还要形成一个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

我们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城市群主要在沿海，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三大城市群以及沿海的几十个沿海开放城市。

那么这些城市工业文明300多年来海洋经济、海权贸易形成的海港城市，以海港城市为中心构成了沿海的城市群都市圈。我们内地距离沿海上千公里，沿海的开放度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难以辐射到内陆，这个梯度效益就很差。

但是最近10年，中国推出了“一路一带”，这个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修了一条中欧铁路等，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工业文明以来，海洋经济带独打天下的局面。“一带一路”就是海权经济和陆权经济、海港城市和陆港城市，双管齐下、比翼齐飞的一个新格局，将会在世界出现。

200多年前，有一本书叫《世界岛》，里面讲到一个概念，因为这两三百年前，整个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只有欧洲和亚洲是互相连成一片大陆的。这片大陆在地球仪上就叫做世界岛。在那个时代，其他地方，不管是美洲还是非洲还是其它地方都是蛮荒之地。

真正的世界中心就是欧亚大陆桥构成的世界岛，这个世界占世界贸易的60%、人口的60%、 GDP的60%，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所在。那么海洋经济、海权文化300年，这个世界本身各个国家互相之间不做贸易了，就是因为陆权大规模的交通工具还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了“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把这个世界岛的陆权用铁路、高速公路又把它连通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就是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海洋经济、海洋贸易的单极文化，形成了海港陆港双管齐下的一个贸易体系。

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体系下，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沿海的三大城市群继续会受益于海洋经济、海港经济、海权文化、海权贸易的影响，继续发展。

但是内陆的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长沙，以及西南方位的云南昆明、大理，还有南宁、贵阳，他们将得益于陆港经济、陆权贸易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当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陆港贸易的发展而带动起来。

那么这个陆港经济最终会影响世界贸易多大的量？或者说影响中国贸易多大的量？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是6万多亿美元， 20%也就1万多亿美元，是航空运输带来的。

其他的近5万亿美元，都是海洋的，因为陆权贸易还很少，但是自从有了中欧铁路，西向北向的3个出口，截止到去年已经有15000个班列，一个班列100个集装箱、100个车皮，加在一起就是150万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就是10万美元。

中欧铁路去年运输贸易量是1500亿美元，占整个中欧贸易6000多亿的1/4。再过10年，这些铁路如果再翻一番，那可能中欧贸易就是3000亿美元。

10年以后，也许八九千亿美元，陆权贸易3000多亿，海权也是3000多亿，还有大概2000多亿是航空贸易。这个几千亿美元当然会带动郑州、哈尔滨、沈阳、以及内陆的西安、乌鲁木齐，等等。

另一方面我国现在还在发展南下通道。南下通道有两个范围，一个是从重庆到广西，铁海联运到新加坡的。还有一个就是南亚铁路，有3条，一条是通过越南，一条是通过老挝，还有一个到缅甸。这3条铁路，到越南铁路2014年已经修好，到老挝的铁路现在修了一半。

去年最高领导人出席了中老铁路的通车仪式。老挝过去就通过泰国、马来西亚也到新加坡。这3条铁路，理论上每条铁路最后达到运输状态的时候，可能一年至少有1万箱，3条铁路就是3万箱。大体上3000亿美元的贸易量。

当今中国和欧盟10国——南亚地区的10个国家，有8000亿美元的贸易，除了1000多亿美元是空运，还有6000多亿美元经过海洋运输，绕个大圈子到沿海地区。反过来，中国的货物也同样从沿海运到东南亚。

东南亚跟我们西南地区有5000公里的交界线，完全可以有高速公路，有铁路直接过去。那地方很短的距离，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就已经辐射整个中国的西南和中部地区了。为什么去绕1万公里的大圈？路途要长一倍，效率十分低下。

在这个意义上讲，南亚铁路路权经济也将改变云南昆明、大理、广西南宁，包括成都、重庆在内陆的城市群的发展、内陆的陆港城市的发展。“一带一路”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格局，使得海港经济和陆港经济双管齐下。

“一带一路”也改变整个世界贸易格局。从300多年前的海洋文明转化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双向发展的探试，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群将出现沿海的海港城市群继续发展、内陆的陆港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乘风破浪地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群构架。

陆港城市区和海港城市群，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内在结构。一些书专门讲这方面的内容。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保持青山绿水是金山银山的自然风貌。

中国的农村发展要解决好两件事。

一是城乡差距，二是东西部差距。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然禀赋，从哈尔滨到昆明，一条直线，这条直线的东南面每年下雨量在1000-1800毫米，在西北边下雨量在200-800毫米，西北边由于水量小，一年到头缺雨少水。

这种情况下，你要西北像东南沿海一样精耕细作搞农业是搞不起来的，西北要像东南沿海那样的城市经济管理各行各业也很难，这个要与自然界斗，还真不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不是说沿海的领导干部、沿海的企业运行方法，移植到西部就可以解决的。

在西部，要通过科学技术生产力，中国这20年西部大开发，本质上用的是5个“大”工程。

一，西部大开发项目，一定是大资本投资，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几千亿；

二，既然是大资本，那就是有大企业集团，不管是国有民营，都是国家级的大集团在运转；

三，这种大资本、大企业运作，是高科技现代技术；

四，覆盖大市场；

五，一定是大系统工程配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西部如果搞农业，可能更多地是比照以色列的大棚。一个大棚每亩地投入30万人民币，每亩地产出每年达5万，比较稳定。我们沿海投入小，每年产出也就是1000来块，经济作物两三千块，它可以有20倍的产出，所以最终这个大棚菜，如果你种它1万亩，可能是要投入30亿的，五六年收回的一个投资，然后再持续地运转，而且节水、节约劳动力，几乎都是自动化。

所以这种项目就符合人少地多的特点，又是戈壁滩，又是干旱。没有水长不出庄稼，但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搞大棚、滴灌。

还有现在讲太阳能了。现在青海搞了一个700平方公里的太阳能。有4000万千瓦的装机，一年有个1500小时，几毛钱一度就一千几百亿，就可以为青海提高GDP。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西北5省有16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只要利用里边的4万平方公里覆盖太阳能，就可以一年产生8万亿度电。中国现在14亿千瓦装机的火电站，两毛钱一度，8万亿度电就有16100亿，西北5省加起来不到一亿人口，人均GDP差不多2万元。

还有其他各行各业，所以完全有可能按照5大工程的概念去干，人均GDP有可能会超过东部的人均，就像阿拉伯地区，全是沙漠但有石油，阿拉伯人均GDP的富裕程度是超过欧美、西方的。

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看到西北、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禀赋，按东南地区的概念去推算，可能搞个10-20年，跟东部地区比还是有两倍三倍的差距，我们叫做区域差别；但是如果按现在这20年推动的5个大工程来搞，完全有可能再过十几年，西部的人均收入超过东部都说不定。

大家已经看到，2000年的时候，西部大开发，刚开始的时候，东西部之间差距是1：3.6，东西部现在是1：2，我绝对相信再过十几年，东西部差距变成1：1，甚至西部高于东部。这个意思是与天斗争、与大自然斗争，要靠现代生产力、要靠国家集中统一的体制、意志去推进。

我们现在西部大开发搞的“西气东送”“西电东送”“超高压直流输变电系统”，或者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东数西算”等等，各种工程项目都体现了这5个“大”——就是大科技、大资本、大企业、大市场、大系统工程匹配。

另外一方面的就是我们东南地区，现在农村也比西北要好得多，它城乡差距也还是比较低，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似乎规定农村的农民在农村只能搞农业。

曾经八九十年代农民搞乡镇企业，觉得乡镇企业是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差散小。后来乡镇企业到了新世纪以来几乎都关了。各个省在八九十年代经委下边都有一个乡镇企业局，现在我可以说31个省乡镇企业局都没了。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就不能搞农业以外的工业服务业呢？

浙江人给了我们一个共同富裕的启示，你到浙江去，到县以下各个村社、大队、乡镇、基层去看，就会发现浙江几乎每一个村里边，如果有300户居民，这300户农户里边可能有270户有自己一栋楼，一楼是个小的作坊式的加工厂，二楼是主人卧房，三楼是小孩住的，4楼5楼就是有外来的民工住的。

我们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五六十万的农民，他不是到宁波、杭州、温州的城市里打工，而是在浙江的农村、农户家里打工，同样是在干工业的事，但是他住在农民家里。一户雇个三四五个外地民工，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搞自己第一产业的产品。

深加工的话，不是在搞矿石采掘或者深加工，也不是在搞电厂、机器厂、钢铁厂，都是和第一产业有关，第一产业深加工，比如做丝绸深加工的产品。总之，做的都是和当地的第一产业有关的深加工，售价高，然后一村一品、一乡一品这么来干！

怎么解决采购问题的？你现在到浙江的农村里边。可以看到几十户几百或几千或几万户农户家里的大哥坐在一个房间里，就在做直播带货，他只带他家里自己做的产品，在视频上面对着全国各地推销。一有订单，下达到作坊生产。

怎么运出去的？浙江现在每个村都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村村通。一个电话，城里边的物流公司和快递就来把他的货带走，两天就运到全国各地。

原材料采购，如果需要从外边过来，也是快递，所以互联网跟农村的农业一结合，变成了农村的1+2+3，也就是说，农产品深加工是工业，是第二产业，出来的产品销售销售是第三产业1+2+3，6次产业。这个农村变成了6次产业，123产密集的地方。

如果说中国农业一年销售了1万多亿斤粮，如果说卖了2万亿，这个深加工的产品被他深加工一下就变4万亿，在卖出去的时候，价格差，可能就变6万亿。中国的农民搞饭吃，生产的GDP只占中国100万亿GDP的6%。

如果1+2+3来一下的话，就不是6%了，就变成18%，20%了。这个时候，同样这些农民，他的劳动收入就增加很多，所以我去看了至少30多个浙江的农村乡镇以下的这种村办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他们的大队长、村长不搞工业，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包工头了，就是两百几十户农民家庭，本来具有的承包耕地，都租赁托付给这个大队长，这大队长就专管农业。他又去找了内地过来的几十个、几百个农民工，把这个几百亩、上千亩的地给做好。大队长、农民工、农户也收到一定的租金。

这就是农村的共同富裕很重要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让农民从农业整个发展的转化为既有农业、工业，又有服务业，但这个采加销是因地制宜的，不是让农民在农村里面去搞城市的工业，也不是去搞城市的百业千行的服务业，就搞采加销一体化。

在日本把它叫做6次产业，甚至可以说，凡是把当地农产品深加工，并且服务卖出去的，这些企业都应该免税。而事实上，整个中国从2005年以后，中国农村没有税务所，我们的税务都是存在于2000多个县、3万多个乡镇，每个镇有一个税务所。

现在的农业不收税以后，几千个几万个镇里边的税务所都撤销了。城里的税务机构，不可能跑到农村，以后农民到二楼在搞工业、一楼在搞直播代销，你的服务，税收怎么收？就是个免税系统，所以浙江人致富，农村富裕城市。农民并不想到城里去打工。

共同富裕的样板在浙江，一点没有夸张。我认为全国各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就该是这个1+2+3的，这种因地制宜的一个分类发展的这种模式。

区域性里边1+2+3能够因地制宜地发展。这样使得它们的业态附加值更高，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而且不会破坏农村的山山水水，不会污染环境，也不会变成资源消耗地。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格局。

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开放不会收窄，而是今后的开放是更宽领域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在今后会出现5个新的特征。

第一，从过去几十年，我们重点鼓励出口，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出口贸易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努力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最后使得我们进口和出口双向平衡，我们不追求过多的顺差。我们要求进出口平衡，这是一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我们的地区开放将从过去几十年总是沿海开放为主、沿海开放先行，过上个3年5年，再从沿海梯度转移到中部、西部。这个开放模式呢，在今后将转变为东西南北中同步开发。

有任何开发措施，要么不推，一推出来，同步进行。现在全国21个省有自贸试验区，中部有8个，东部有7个，西部有6个，把海南岛算在东部就有8个，比较均衡的分布；同样我们说到新区，90年代只有两个上海、天津，之后推广到了17个，东中西各有5个，增加了15个。

我们把开放措施理解为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跟地理位置无关，所以最初的开放以沿海开放为主，现在是整个中国开放就是同步的。这个也符合世界的规则。

比如在欧洲，德国是欧洲的内陆，不靠海，谁能说德国的开放不如西班牙？那么中国现在也进入到了这个境界。

第三个，中国的开放从过去工业、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中外合资开放的比较多，现在的是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一起开放。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服务贸易还有教育、卫生、文化、数字经济全方位同步地都在开放，然后开放的负面清单大大减少。负面清单减得越少，开发度就越高。

第四，中国的开放从过去资金量、贸易量、流量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规制的开放。这个开放使得我们现在的开放得越来越接近WTO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那些开放的环境要求，使得我们国家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第五，中国的开放从过去被动式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的各种制度规则的体系，然后用国际的制度规则倒逼我们国内的改革，过去几十年开放是这种状态。

现在我们除了继续融入世界各种规则体系之外，我们还积极地推动世界规则制度的改革改制。

比如在“一带一路”上，我们实际上倡导了一个重要的改制，就是把300年来世界海港经济、海权文明所形成的制度规则，转变为海权文明和陆权文明、海港经济和陆港经济双管其下的一个世界贸易制度体系，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带一路”不简单地是说跟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投资等各种各样紧密的资源互补的、合作的关系。

它本质上，是改变300年欧美主导的海权文明世界，把它变成又回到了世界岛的陆权文明，加上四大洋五大洲，必然少不了的海权文明。双管齐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提出的各种规制会影响整个世界的贸易方式。

同时我们也积极地融入双边的、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跟亚洲今年实现了RCEP，不要觉得就是前年签约、今年生效。

要知道中国跟13个国家签约是做了10年的功夫，在这10年里边，我们相继跟所有的13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签约。

这么想的话，我们是煞费苦心。搞一个RCEP是跟十几个成员国的每个国都签。各管各地谈判，各管各地签。

我们现在又在进一步推动cpttp，当然我们也在跟欧洲搞中欧投资协议，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开放是进取的，而不是被动的，是我们不断地在世界商贸经济舞台中心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崛起和世界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发展，说到了也做到了，也将进一步这样发展。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6个体系，它体现了我们党的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关于加强中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于2022年11月11日齐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满意地忆及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活动及反映在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中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宣布建立有意义、实质性、互利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忆及双方近年来共同制定的重要文件，包括《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中国－东盟关于合作支持〈东盟全面复苏框架〉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加强中国－东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

重申《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亚峰会互利关系原则宣言（巴厘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中体现的原则、共同价值观和规范；

支持东盟在塑造区域架构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东盟主导机制促进双方密切合作；

赞赏地注意到双方在2021年和2022年可持续发展合作年框架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欢迎中国和东盟提出的旨在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和愿景，包括《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东盟印太展望、“一带一路”倡议；

赞赏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致力于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互促进；注意到中方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宣布新的资金举措，推动全球发展；重视中方倡议本地区共建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友好家园；

认识到本地区面临日益错综复杂的挑战，包括地缘政治演变、保护主义、复杂的跨国威胁、气候变化和科技巨变，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民生、社会和经济的负面冲击进一步加剧上述挑战；

认识到在重大挑战面前，中国和东盟共同促进全球和地区健康发展环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宁、共享发展机遇、分享发展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中国东盟合作推进共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地区和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强调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包容性增长，建设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注意到发展问题在国际合作议程中的重要性，强调国际发展合作应坚持因地制宜，以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为导向，注重通过合作、最佳实践分享和技术援助等开展能力建设，包括通过东盟主导机制开展合作；

特此决定：

一、重申坚持发展导向和发展优先，通过共商共建深化合作，建设有意义、实质性、互利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和平、安宁、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二、继续落实东盟一体化倡议和《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强调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在推进东盟次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发展差距、挑战和优先事项，认识到次区域发展对促进东盟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尤其是对缩小东盟内部及东盟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快落实《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提高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水平，为跨境旅行、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四、支持东盟印太展望提出的四大优先领域，即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及其它领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印太展望开展互利合作，探讨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开展发展合作，助力实现《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强现有东盟主导机制；

五、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转型合作，包括智能制造和绿色工业化合作，共同探索建设经济走廊和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区，欢迎感兴趣的东盟国家参与共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共同提高本地区供应链的联通性和韧性；

六、落实《中国－东盟建设面向未来更加紧密的科技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拓展科技创新合作；

七、落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成果，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电子商务、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中小微企业、数字技术与应用领域人力资本开发、数字转型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妇女创业；

八、加强在新能源技术开发应用、绿色投融资、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推动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欢迎建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增长；

九、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欢迎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海关、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及其它平台作用，支持东盟扩大农产品等对华出口；

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合作，落实“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尽早就《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加强减灾和灾害管理合作，落实《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工作计划（2021－2025）》；支持东盟实现区域内粮食、疫苗、医疗物资和能源等关键物资的本地区生产和开放顺畅供应；

十一、坚持在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举办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村官交流项目等机制性交流活动和试点示范项目，促进社会发展、减贫和区域粮食安全；

十二、加强妇女在落实《东盟全面复苏框架》中的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地区社会经济韧性；

十三、注意到中方倡议设立中国－东盟共同发展专项贷款，鼓励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务实合作；鼓励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和区域金融机构为本地区提供更多发展资源；

十四、依托中国和东盟国家智库开展能力建设和经验交流等活动，为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导 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指南》主要面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方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旨在助力中小企业科学高效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为有关负责部门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提供指引。《指南》从增强企业转型能力、提升转型供给水平、加大转型政策支持等三方面提出了14条具体举措。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的通知

工信厅信发〔2022〕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
　　现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2年11月3日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 　　

当前，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决策部署，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小企业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特制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一 总则

　　（一）适用对象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遵循“从易到难、由点及面、长期迭代、多方协同”的思路。《指南》主要面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方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指南》旨在助力中小企业科学高效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为有关负责部门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提供指引。

　　（二）实施原则

　　坚持企业主体，效益优先。中小企业需参考与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内容，用好市场资源和公共服务，因“企”制宜推进数字化转型。适时评估转型成效，优化转型规划实践，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提质、增效、降本、降耗、绿色和安全发展。

　　坚持应用牵引，供需互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方主体应聚焦中小企业特征及需求，研制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小快轻准”）产品，围绕“评估、规划、实施、优化”全流程提供专业化服务，基于应用反馈提升产品服务供给水平。

　　坚持政府引导，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加强政策支持、资源统筹和管理服务，因地制宜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深化产学研用金等多方主体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作合力。

二 增强企业转型能力

　　（一）开展数字化评估

　　结合《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等标准规范，中小企业与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第三方评估咨询机构等开展合作，评估数字化基础水平和企业经营管理现状，构建评估指标数据管理机制，支撑转型需求分析和转型成效评估。评估可获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内部资源和市场化服务资源，以及所在地区、所处行业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公共服务资源。评估研产供销服等环节转型的潜在价值和可行性，明确数字化转型优先级，定期结合企业发展实际调整转型策略，有效确保数字化转型投入产出比。

　　（二）推进管理数字化

　　实施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把手”负责制，构建与数字化转型适配的组织架构，制定绩效管理、考核方案和激励机制等配套管理制度。定期组织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参加数字化培训，深化数字化转型认知，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引导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形成跨部门数字化转型合力。有条件的企业可探索设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部门。应用财务流程自动化、协同办公平台、标准化人力资源管理产品等，实现财务、办公、人力资源等管理环节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管理精细化水平。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各环节数据综合集成、可视化和智能分析，优化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三）开展业务数字化

　　应用订阅式产品服务，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营销服务等业务环节数字化，降低一次性投入成本。使用SaaS化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等工具开展数字化研发设计，发展众包设计和协同研发等新模式，提升研发设计效能。应用云化制造执行系统（MES）和高级计划与排程（APS）等数字化产品，优化生产制造资源配置，实现按需柔性生产。应用仓库管理（WMS）、订单管理（OMS）、运输管理（TMS）等解决方案和无人搬运车（AGV）、自主移动机器人（AMR）等硬件，使用第三方物流平台，推动仓储物流环节数字化。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产品数字镜像，提升产品数据管理水平，发展基于数字化产品的增值服务，拓展业务范围，创新盈利模式。

　　（四）融入数字化生态

　　应用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入核心企业生态圈，加强协作配套，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应用行业龙头企业输出的行业共性解决方案，加速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基于园区/产业集群开展网络化协作，发展订单共享、设备共享、产能协作和协同制造等新模式，弥补单个企业资源和能力不足。积极接入园区/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创新网络，利用共性技术平台开展协同创新。积极对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载体，参加政策宣贯、供需对接、咨询诊断、人才培训等活动。

　　（五）优化数字化实践

　　联合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或第三方评估咨询机构等开展转型成效评估，重点开展业务环节数字化水平评估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行业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从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绿色低碳等方面评估企业转型价值效益。结合现阶段企业内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制定调整下一阶段数字化转型策略，选择与下一转型阶段相匹配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提升转型策略与发展现状的适应性。

三 提升转型供给水平

　　（一）增强供需匹配度

　　互联网平台企业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供给方主体，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共性需求，研发即时沟通、远程协作、项目管理、流程管理等基础数字应用。遵循“大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用平台”思路，大型企业打造面向中小企业需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输出成熟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转型。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研发推广具备行业特性的产品服务。低代码服务商持续提升产品的可拓展性，帮助业务人员自主高效构建数字化应用，满足即时个性化需求。

　　（二）开展全流程服务

　　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互联网平台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等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示场景融合应用和转型方法路径，增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和意愿。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主体，聚焦中小企业个性化转型需求，帮助中小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策略。电信运营商、智能硬件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帮助中小企业开展网络建设、硬件改造连接和软件应用部署等，开展配套数字技能培训。基于中小企业阶段性转型需求，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整合生态资源，为中小企业匹配与现阶段需求适配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中小企业转型逐步深入。

　　（三）研制轻量化应用

　　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聚焦中小企业转型痛点难点，提供“小快轻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推广低代码产品服务，助力中小企业自行创建、部署、使用和调整数字化应用，提升中小企业二次开发能力和需求响应能力。发展订阅式软件服务，有条件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可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免费试用版服务，探索发展以数字化转型收益支付服务费用等方式，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顾虑和成本。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汇聚工业APP，沉淀工业技术、知识和经验，建设工业APP商店，加速工业APP交易流转应用。

　　（四）深化生态级协作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大型企业等各方主体，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业务协同、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助力中小企业实现“链式”转型。大型企业搭建或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面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订单、技术、工具、人才、数据、知识等资源，探索共生共享、互补互利的合作模式。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开展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等交叉验证，创新信用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四 加大转型政策支持

　　（一）加强转型引导

　　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工程，深入开展大中小企业“携手行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衔接，落实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开展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等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加强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分行业分领域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加大资金支持

　　按照“企业出一点、平台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思路，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有条件的地方可鼓励平台减免转型共性需求支出。发挥地方政府专项资金作用，支持对中小企业转型带动作用明显的“链主”企业和转型成效突出的“链星”中小企业。鼓励金融机构研制面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产品服务，设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贷款，拓宽中小企业转型融资渠道。

　　（三）推广试点应用

　　结合当地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遴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培育推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标杆，鼓励中小企业“看样学样”。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更多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培育和遴选一批可复制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转型的典型模式，推广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模式，有效支撑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链强链。

　　（四）完善配套服务

　　构建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政策宣传、诊断评估、资源对接、人才培训、工程监理等公共服务能力。组织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诊”服务，组织专家深入中小企业一线开展“入驻式”诊断服务。支持职业院校、大型企业等建设数字人才实训基地，提升中小企业数字人才供给。

　　（五）优化发展环境

　　加大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建设完善地方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纳入考核范围。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会议和活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做大做强。基于地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优化财税金融、人才培引等政策措施，稳定中小企业转型政策预期。

附件

名词解释

　　1.订阅式产品服务：指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软件租借，用户通过向软件服务商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一定时间内软件使用权，如果停止支付订阅费用，则无法再使用软件。

　　2.SaaS（软件即服务）：指一种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应用模式。服务商将应用软件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企业无需购买软硬件、建设机房、招聘IT人员，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软件服务。

　　3.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利用计算机及其图形设备帮助设计人员进行设计工作，能够减轻设计人员的重复性劳动，帮助其专注设计本身，缩短设计周期和提高设计质量。

　　4.CAE（计算机辅助工程）：用计算机辅助求解分析复杂工程和产品的结构力学性能，以及优化结构性能等，把工程（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组织起来，实现有关信息集成，使其产生并存在于工程（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5.MES（制造执行系统）：介于计划管理系统和工业控制之间的面向车间层的管理系统，可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计划管理、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质量管理、车间库存管理和项目看板管理等。

　　6.APS（高级计划与排程）：通过综合考虑产能、工装、设备、人力、班次、工作日历、模具、委外资源、加工批次等约束，在有限产能条件下，实现产能精确预测、工序生产与物料供应最优计划等。

　　7.WMS（仓库管理系统）：用于管理仓库或物流配送中心的计算机软件系统，用来计划、组织、引导和控制仓库内的合理资源，以及管理货物的存储与移动。

　　8.OMS（订单管理系统）：指通过管理和分配订单，使仓储管理和运输管理有机结合的系统。主要功能包括接收订单，结合仓储管理系统库存信息实现订单分配，跟踪订单状态等。

　　9.TMS（运输管理系统）：指基于运输作业流程的统一调度管理平台，能实现客户、车辆、人员的信息管理，订单处理、调度配载、运输跟踪的运输作业，以及费用、收付款的财务管理。

　　10.AGV（无人搬运车）：指装备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无需驾驶员的运输车。

　　11.AMR（自主移动机器人）：指能够通过多传感器感知环境和自身状态，在不确定环境中自主规划线路、灵活避障和巡航，完成工厂自动装卸、运输等任务的机器人及系统。

　　12.低代码：通过为开发者提供可视化的应用开发环境，降低或去除应用开发对原生代码编写的需求量，进而实现便捷构建应用程序的一种解决方案。

---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

导 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 （2022年版）》。《评测指标》根据行业特点，分为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和其他行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三个类别，从数字化基础、经营、管理、成效四个维度综合评估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依据企业评测得分，将数字化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自主填报，评测结果将作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第5个评价指标“数字化水平”的评价依据。

关于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 （2022年版）的通知

工信厅企业〔202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为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我部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2年版）》（以下简称《评测指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评测指标》根据行业特点，分为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附件1）、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附件2）、其他行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附件3）三个类别，从数字化基础、经营、管理、成效四个维度综合评估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依据企业评测得分，将数字化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

　　一级（20-40分）：开展了基础业务流程梳理和数据规范化管理，并进行了信息技术简单应用。
　　二级（40-60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或管理工具实现了单一业务数字化管理。
　　三级（60-80分）：应用信息系统及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实现全部主营业务数字化管控。
　　四级（80分以上）：利用全业务链数据集成分析，实现数据驱动的业务协同与智能决策。

二、使用方式
　　（一）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自主填报，进行真实性承诺即可获得评测结果。评测结果将作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企业〔2022〕63号）附件2“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第5个评价指标“数字化水平”的评价依据。

　　（二）根据《评测指标》开发的评测系统（网址为https://zjtx.miit.gov.cn）供广大中小企业免费使用。鼓励相关单位采用《评测指标》开展调查研究或运用评测结果。
　　（三）我部将组织有关参编单位持续迭代完善《评测指标》，为企业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数字化水平测评工具，也欢迎社会各界对评测表提出完善意见建议。

附件：　　

1.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2022年版）　　

2.生产性服务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2022年版）   　　

3.其他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表（2022年版）　　

4.评测表填报真实性承诺函　　

5.参编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2年10月5日

作者 | 庄聪生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规划和部署，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擘画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报告中还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许多新的重大论述，为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民营经济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2018年11月，针对社会上有的人发表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持续冲击下，我国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平台经济和教培行业规范的整顿以及房地产行业调控，一些政策效应同向叠加等，造成许多民营企业家在思想上存在着各种迷茫、困惑和疑虑，市场预期和发展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情况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表明了党的一贯立场和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回应了社会重大关切和民营企业的呼声期盼，及时给民营企业家送来一颗“定心丸”。

2.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底，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57亿，其中私营企业4740.8万户、个体工商户1.1亿户。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占比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那里的市场发育就比较成熟，那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社会就比较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但是，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所有制歧视的影响，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遭遇各种非议、限制甚至打击。比如，2018年，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2021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上一些自媒体利用少数企业出现的个别问题，对民营经济进行贬损和丑化，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被“污名化”。这些，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产生很大的思想冲击。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上各种否定民营经济的奇谈怪论，宣示了我们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这将大大增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在全社会营造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同时，这一重要论述，对于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坚定市场主体信心、提振市场主体精神，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继续把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3.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民营经济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坚持市场化改革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创新，市场化改革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广泛推开，特别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要素市场、商品流通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强调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凡是向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行为，都要坚决制止。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旗帜鲜明地重申了我们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必将有力地推动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推动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继续破除各种不平等待遇，废除各种不合理规定，清除各种隐性壁垒，最大限度地放开市场、放宽政策、放活人才，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潜力、活力和创造力。

4.继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体经济各个重点领域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突出性结构问题，制造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多年来，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导路径不通畅，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甚至空转，存在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特别是金融、房地产的快速膨胀和过度投资行为，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严重影响了企业家专心致志干实体和转型升级的积极性，有的甚至放弃主业去做投资、炒房地产。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既有受内需收缩与外需增势放缓叠加因素影响，又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形成巨大冲击，还有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撑我国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但是，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虚火”过旺，“虚胖”的经济体质是难以支撑经济向好发展的。

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对引导广大民营企业保持定力，坚守实体经济， 做到不焦躁、不灰心、不动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产业，培育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5.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软实力、生产力和竞争力。营商环境的好坏，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指示剂”，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人才就往哪里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工作，多次要求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强调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加大优化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力度，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市场负面清单、强力减税降费，到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进一步扩大开放，再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高质量发展，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组合拳”。201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营商环境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目前，我国营商环境正在大幅改善、总体向好，形成了各地竞相改善营商环境的可喜局面。许多地方为激发市场活力， 努力打造手续最简、环节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四最”营商环境。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改进审批服务，采取“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同城办”，实现了从“大厅办”到“现场办”“掌上办”，从“群众跑”到“数据跑”“工作人员跑”，从“多个门办一件事”到“一窗通办”“一网通办”的转变。据统计，2012年以来，我国市场主体年均净增长超1000万户，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右，企业开办时间已经由平均22.9天压缩到4个工作日以内，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31位，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显著的主要经济体。当然，这几年也有不少企业反映，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新官不理旧账”，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影响营商环境的问题仍时有发生。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渐进过程，没有“休止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按照二十大精神和要求，今后各级党委政府将会对标国际标准，对标市场需求，对标企业家期待，不断破解营商环境的痛点、堵点和难点，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广阔舞台和良好环境，让民营企业家真正有投资便利感、政策获得感、财产安全感。

6.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民营经济是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者、是美好生活产品的主要创造者、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征程的开启，许多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市场嗅觉敏锐、创新动力强、机制灵活、反应能力快的特点，从过去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敢于涉足新领域、采用新技术、开发新工艺，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创造新模式，努力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据统计，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50%左右，是驱动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创新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的角色。目前，全国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近几年，面对经济下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许多民营企业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浪潮，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生产智能化、制造精细化、产品个性化、管理信息化、服务便利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显示了较强的生机和活力。当前，疫情冲击，百业艰难，唯创新者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精神，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把坚持创新放在发展首位，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切实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7.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搞活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改革举措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激发创造热情、点燃创业激情，为每个人创造了发家致富的机会。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艰苦创业、不断创新，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涌现出一批大型和超大型民营企业。当前，民营企业的产业水平、技术积累和财富增长已达到一个新阶段，许多民营企业家经过多年的奋斗已经先富了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创业创新、劳动致富的民营经济人士的再动员、再号召。提倡多劳多得，就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所有人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让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各类要素的致富创富活力竞相迸发，“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当前，要按照二十大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中的市场主体，不管是大中企业还是小商小贩，坚信“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不会改变，珍惜党和国家鼓励更多人创业创新致富的机会，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安心干企业、做生意、搞创新，把注意力放在提供更优质的能够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上，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自己的个人财富，继续争当新时代劳动创业致富的带头人，进而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8.提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是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利，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也是公民、法人等主体最为重要的权利。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人身财产安全却十分忧虑，弥漫着一种“小富即安、大富不安”情绪。他们反映：“不挣钱心慌，挣钱也心慌，钱挣得越多心越慌”。之所以造成一些民营企业家这种“心慌”和“不安”，主要是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不断推进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法治化进程。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重大宣示和庄严承诺。2021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标志着我国坚持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伟大实践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对于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新、用心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9.首次提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多年来，许多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致富不忘回馈社会、造福人民，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履行社会责任。如最近几年，有近13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帮扶近14万个贫困村，产业投入1100多亿元，公益投入160多亿元，带动和惠及18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实践。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大批民营企业家积极捐款捐物，提供志愿服务，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最近几届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大额捐款的主力军，上榜的民营企业占榜单所有企业总数的70%以上，其捐款总额占榜单总捐款额的80%以上。从2014年以后的企业捐赠比例中，民营企业始终排在第一。截至2020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基金会8385家，其中民营企业基金会超过1000家，基金会净资产总规模约1700亿元。近几年，不少有意愿、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家拿出自己的财富，通过建立各种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从以往的单纯捐赠发展为组织化、深度化的公益慈善行为，将企业运作管理方式注入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中，以造福民众福祉和贡献社会。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要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继续积极参与光彩事业、“万企兴万村”和其他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德、富而有爱、富而有责，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新的历史贡献。同时，要大力倡导、鼓励、支持先富人群参与慈善、捐赠等社会公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特别是基金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10.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源复杂多样，自身构成多元，流动性比较强，素质参差不齐，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十分明显。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今后，要按照二十大精神，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

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

（发改投资〔2022〕16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工商联，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着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注重启动既能补短板调结构、又能带消费扩就业的一举多得项目，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大政策支持，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调动各方投资积极性、稳定市场预期、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 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

（一）支持民间投资参与102项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根据“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国家重大战略等明确的重点建设任务，选择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条件相对成熟的项目，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已确定的交通、水利等项目要加快推进，在招投标中对民间投资一视同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码头及相关站场、服务设施建设。鼓励民间投资以城市基础设施等为重点，通过综合开发模式参与重点项目建设，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太阳能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储能等节能降碳领域投资力度。鼓励民间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积极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扩大就业容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全面梳理适用于民间投资项目的投资支持政策，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安排各类政府性投资资金时，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积极利用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建设。用好政府出资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规范发展、阳光运行，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投资招投标领域全面推行保函（保险）替代现金缴纳投标、履约、工程质量等保证金，鼓励招标人对民营企业投标人免除投标担保。（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民间投资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建设。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鼓励中央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加强对民营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引导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供应链建设。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相关项目招投标中，对大中小企业联合体给予倾斜，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 推动民间投资项目加快实施（四）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优化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健全重点案例督查督办机制，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创造公平市场准入环境。持续规范和完善以市场主体和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机制，不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各地区聚焦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业等民间投资重点领域，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支持措施，与符合政策鼓励方向的民间投资项目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密切跟进、主动服务，协调解决关键问题，营造有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作用，实现项目网上申报、并联审批、信息公开、协同监管，不断提高民间投资项目办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快民间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民间投资项目核准备案、规划选址、用地用海、环境影响评价、施工许可等前期工作手续办理，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对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加快技术进步等方面有较强带动作用、投资规模较大的民间投资项目，积极纳入各地区重点投资项目库，加强用地（用海）、用能、用水、资金等要素保障，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银保监会、国家能源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健全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在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过程中，要切实加强政务诚信建设，避免过头承诺，不开“空头支票”。地方各级政府要严格履行依法依规作出的政策承诺，对中小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要抓紧按要求化解。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将政府拖欠账款且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 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七）支持制造业民间投资转型升级。鼓励民营企业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积极加大先进制造业投资，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民营企业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设备更新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引导制造业民营企业顺应市场变化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发新技术、推出新产品，构建新的增长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鼓励民间投资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引导民间资本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自身在把握创新方向、凝聚人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创新创业创造深入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服务区域关键共性技术开发。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5G应用、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新型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投资建设和运营，发展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在充分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鼓励并规范民间资本到农村发展种苗种畜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等现代种养业，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业与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业态融合，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项目，以及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探索开展投资项目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价。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投资体系，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内资本市场、绿色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实践，研究开展投资项目ESG评价，引导民间投资更加注重环境影响优化、社会责任担当、治理机制完善。ESG评价工作要坚持前瞻性和指导性，帮助民营企业更好地预判、防范和管控投资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社会、治理风险，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质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 鼓励民间投资以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十一）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参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在发行基础设施REITs时，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加快推出民间投资具体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增强民营企业参与信心。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提升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积极性，拿出优质项目参与试点，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实现轻资产运营，增强再投资能力。（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参与盘活国有存量资产。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参与盘活国有存量资产。通过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人和专业运营管理方等，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对长期闲置但具有潜在开发利用价值的老旧厂房、文化体育场馆和闲置土地等资产，可采取资产升级改造与定位转型等方式，充分挖掘资产价值，吸引民间投资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通过盘活存量和改扩建有机结合等方式吸引民间投资。鼓励民间投资参与盘活城市老旧资源，因地制宜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通过精准定位、提升品质、完善用途，丰富存量资产功能、提升资产效益。因地制宜推广污水处理厂下沉、地铁上盖物业、交通枢纽地上地下空间、公路客运场站及城市公共交通场站用地综合开发等模式，拓宽收益来源，提高资产综合利用价值，增强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鼓励民营企业盘活自身存量资产。鼓励民营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并购重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等方式盘活自身资产，加强存量资产优化整合。引导民营企业将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新的助力国家重大战略、符合政策鼓励方向的项目建设，形成投资良性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 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

（十五）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融资的政策支持。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共享应用，引导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精准信用画像，客观合理判断企业风险。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接机制，通过项目对接会等多种方式，搭建有利于民间投资项目与金融机构沟通衔接的平台。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按市场化原则对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行业民间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推动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积极采用续贷、贷款展期、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对民间投资项目予以支持，避免因抽贷、断贷影响项目正常建设。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债融资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对民营企业贷款利率水平和与融资相关的费用支出，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易费用能免尽免。（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支持民营企业创新融资方式。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与民营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投资新的重点领域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创业投资，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外汇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 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十八）深入落实降成本各项政策。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降成本的各项决策部署，畅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推动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鼓励金融机构合理让利，推进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房屋租金等成本。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推动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引导民间投资科学合理决策。引导民营企业正确看待国内外经济形势，准确理解国家政策意图，客观认识困难和挑战，发掘新的投资机遇，找准未来发展方向。引导民营企业加强投资项目管理，掌握投资决策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升投资效益，坚持依法合规生产经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全国工商联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支持民营企业加强风险防范。鼓励民营企业聚焦实业、做精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避免片面追求热点、盲目扩大投资、增加运营风险。引导民营企业量力而行，自觉强化信用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融资规模和比例，避免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杠杆投资，防止资金链断裂等重大风险。（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进一步优化民间投资社会环境。落实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前提下设立“红绿灯”，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做好拟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防止出台影响民间投资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民间投资信心，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全国工商联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2年10月28日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作 者：黄奇帆 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来 源：北大同学资本圈（ID：PKUACC）

【编者按】黄奇帆前市长在经济界有一个传说，是中国“最懂经济的省长”；他从重庆市市长退下来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趋势发表见解独到的观点、分析、判断。黄奇帆前市长，曾出任过本协会名誉会长，因此对上海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来讲培感亲切，我们将持续关注转发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独到见解。

今后二三十年，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已现雏形。
我就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谈一点认识，我讲两部分的内容。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

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也有人以个别国家搞的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

所以，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来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

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的，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有确定性的主体，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

一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至少五个条件。

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链集群；

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

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低，并且足够充裕；

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比较便利；

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相对齐全，等等。

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于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1亿台手机，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

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的市场足够大，与在别的地方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需求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

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

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

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的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当地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的满足客户需求，

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了良性互动，也就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汽车600多万辆，在上海和柳州的通用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辆，在中国销售290多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

通用全球2000年时销售800万辆，现在它的全球800万辆已经缩减到600万辆，这600万辆中有近300万辆是在中国生产、销售，它在世界各国除中国之外也就销售了300万辆，从当年的800万辆降低到了300万辆。

所以，通用在中国市场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高额关税或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的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得它以更好的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

当然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的下降减少，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

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好，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

同样，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的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

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投资贸易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因为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

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的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

具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

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在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近20%的人口，一个产品一旦占领中国市场，相当于世界市场20%的一种覆盖，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搞销地产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遇。

所以，在中国销地产、产地销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中国的内循环、双循环，销地产的产品也可以有部分外销，产地销外销的产品也有部分可以内销，所以，销地产和产地销在中国也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如今情况下，仍然宣布扩大产能，再投入几十亿进行二期建设。

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

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前面说到的稳，但还不够，稳只是要守住现有的盘子。但真正的守住摊子的是进攻，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

为此，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我们下一步要做五个层次产业链的努力。

首先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从这次疫情应对来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链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

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了他们的竞争力，这种集群包括上中下游产业链制造业集群，还包括一个集群同类化，比如汽车可以有独特的产业链集群，也可以有通用的产业链集群，可以五六个产业链集群在一起。

这样零部件企业就可以既为这家企业的品种服务，又为那个企业品种服务，产生规模效应，所以叫做产业链集群，同类项产业链集群。

还有一个是上中下游生产线服务业的产业链集群。如果把这三种产业链集群都集聚起来，这个地方应对各种冲击的影响就会小。

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集中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这是补链。

或者要利用日益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这是扩链。还有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强链。

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实现更高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

当国际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碍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复杂产品的组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增加值利益不高。
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产业链组成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背后是对产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富士康、英业达、华硕等五大企业，把全球电脑手机80%的产品在做总装，这就是他们的能力，他们到哪个城市布点，哪个城市跟着形成中下游、中上游等几百、上千个产业链集群，在这个意义上讲，龙头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

中国目前也开始有了这类企业，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都是最近几年新崛起的、重要的，能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各种机械加工领域形成龙头代工总装，对产业链进行布局调度的企业，他们到哪儿，哪个城市的产业链集群就会相对较快形成。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google公司、苹果公司都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是没有部件制造商，不做硬件的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产业链的特殊商业组织。

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凭它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产前产后的组织管理和经营。

全球化的标准，全球苹果手机产业链的标准由它提供，手机供应链的纽带它管控，上千个供应链上企业互相清算结算的价值链、专利支付管理的枢纽由它掌控。它掌控着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和价值链枢纽，主导着苹果的生态。

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也有此类企业产生，我们都要倍加珍惜。

因为掌控三链的企业，看起来不做制造业，只做一些服务业，但是它掌握的生态使得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利润的80%长在它手里，而干活的上千个企业其实只分享20%的利益，这一类企业当然站在生态顶端。

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不能光是由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布局龙头企业，特别要争取产生对三链控制的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一是要利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链头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体系，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类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对中国国内来说就是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耐用消费品的产业链集群。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会产生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亚洲、欧洲、美国都是如此。

比如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二十年，在中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

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规模往往都超过万亿美元，在中国就是万亿人民币，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形成集群，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我们不是要着眼于过去二十年已经形成的四、五个产业链集群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的方向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现在已经出现雏形，出现五个方向。

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

二是家用机器人，

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

四是柔性显示，

五是3D打印设备。

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总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有基础，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

我们不是在国内等全球的链头和龙头，因为中国有优势未来布局产业链，我们自己能够产生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不仅能够在中国布局，而且主动到东南亚、RECP地区，到其他地区布局。

那时候产业链布局主动权是中国人说了算，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15条措施支持外资：便利国际商务人员往来。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提到，便利国际商务人员往来。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便利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各地方要用好用足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明确标准和流程，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

内容全文：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利用外资保持增长，为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外资流入，稳定外商投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发挥利用外资在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积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政策措施。

一、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外商投资流入

（一）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做好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工作，确保新开放措施及时落地，尽快将开放政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资项目。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对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继续清理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性措施。

（二）高标准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依规平等享受国家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等支持政策，确保外商投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经营运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

（三）推动外资项目签约落地。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牵引带动作用，给予项目用地、环评、规划、能耗等政策支持。加大重点外资项目支持力度，加强用地、环保、物流、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推动一批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尽快落地。地方相应的工作专班要创新工作方式，积极主动对接项目，建立健全项目储备库，全流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实施。

（四）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各地要推动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梳理明确制造业重点行业和领域，引导土地要素向建设快、发展好、单位产出高的项目配置，保障制造业外资项目合理需求。

（五）开展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组织实施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以及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商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活动。及时做好重大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外资、科技、产业等政策宣传解读，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各地方招商引资搭建平台，支持跨国公司和地方深度对接、精准沟通，推动项目签约落地。各地方要结合当地发展规划和比较优势，科学确定国际产业投资合作重点领域和项目，做好活动保障和成果落地工作。

（六）提升国际投资公共服务平台效能。办好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等重大展会，强化展会投资促进服务功能，加大跨国公司邀请力度，针对医疗、半导体、化工能源等重点产业链举办招商对接等投资促进活动。

二、加强投资服务，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

（七）便利国际商务人员往来。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便利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各地方要用好用足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明确标准和流程，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

（八）加强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充分发挥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加强部门协同和部省联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工作，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各地方要加强与外贸外资企业及其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主动对接，坚持一事一协调，保障外商投资等企业生产物资和产品运输通畅。

（九）强化外商投资企业金融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在新三板基础层和创新层挂牌，以及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进行融资。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产品和服务，按照市场化原则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鼓励各地依法与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共享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和项目信息，定期举办“银企对接”活动。

（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等政策，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提高企业享受政策便利度。鼓励地方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与新增外资同样的配套支持政策，加强土地、能源等要素保障。各地可以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制造业领域，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

（十一）支持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鼓励各地开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面向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RCEP规则宣传培训，指导企业熟悉和掌握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发掘市场机遇。加大贸易便利化政策宣介力度，为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自贸协定、贸易通关、出口管制、贸易救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指导。

三、引导投资方向，提升外商投资质量

（十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对标“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高端装备、基础元器件、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在现代服务业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等领域。在节能环保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等领域。在区域布局方面，给予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制造、适用技术、民生消费等领域政策支持。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配套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外资项目和企业应享尽享。

（十三）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各地要引导外资研发中心用好“十四五”时期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进一步简化核定名单程序、优化工作流程，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深化科技开放合作。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将研发设计等环节设在我国，打造产业链共同体。鼓励外资充分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深入参与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引导外资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积极引入国际创新资源，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团队。

（十四）加快外商投资绿色低碳升级。引导外资积极参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支持开发绿色技术、设计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供应链，创建绿色设计示范企业。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绿色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修订，科学确定国家重点产品能效能耗限额要求。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做能效、水效等方面的“领跑者”。

（十五）引导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梯度转移。统筹组织“跨国公司地方行”等活动，重点推动邀请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优先到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持续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更好发挥制造业引资带动作用，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

各有关部门、各地方要高度重视，加强配合，做好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各项工作，营造更加优化的政策环境，稳定外商投资预期、提振外商投资信心，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更好融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吸引外资大省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大引资力度，增强对全国稳外资的带动作用。

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规划和部署，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擘画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报告中还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许多新的重大论述，为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民营经济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2018年11月，针对社会上有的人发表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持续冲击下，我国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平台经济和教培行业规范的整顿以及房地产行业调控，一些政策效应同向叠加等，造成许多民营企业家在思想上存在着各种迷茫、困惑和疑虑，市场预期和发展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情况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表明了党的一贯立场和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回应了社会重大关切和民营企业的呼声期盼，及时给民营企业家送来一颗“定心丸”。

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底，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57亿，其中私营企业4740.8万户、个体工商户1.1亿户。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占比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那里的市场发育就比较成熟，那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社会就比较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但是，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所有制歧视的影响，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遭遇各种非议、限制甚至打击。比如，2018年，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2021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上一些自媒体利用少数企业出现的个别问题，对民营经济进行贬损和丑化，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被“污名化”。这些，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产生很大的思想冲击。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上各种否定民营经济的奇谈怪论，宣示了我们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这将大大增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在全社会营造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同时，这一重要论述，对于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坚定市场主体信心、提振市场主体精神，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继续把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民营经济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坚持市场化改革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创新，市场化改革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广泛推开，特别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要素市场、商品流通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强调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凡是向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行为，都要坚决制止。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旗帜鲜明地重申了我们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必将有力地推动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推动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继续破除各种不平等待遇，废除各种不合理规定，清除各种隐性壁垒，最大限度地放开市场、放宽政策、放活人才，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潜力、活力和创造力。

继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体经济各个重点领域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突出性结构问题，制造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多年来，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导路径不通畅，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甚至空转，存在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特别是金融、房地产的快速膨胀和过度投资行为，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严重影响了企业家专心致志干实体和转型升级的积极性，有的甚至放弃主业去做投资、炒房地产。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既有受内需收缩与外需增势放缓叠加因素影响，又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形成巨大冲击，还有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撑我国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但是，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虚火”过旺，“虚胖”的经济体质是难以支撑经济向好发展的。

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对引导广大民营企业保持定力，坚守实体经济， 做到不焦躁、不灰心、不动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产业，培育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软实力、生产力和竞争力。营商环境的好坏，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指示剂”，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人才就往哪里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工作，多次要求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强调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加大优化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力度，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市场负面清单、强力减税降费，到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进一步扩大开放，再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高质量发展，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组合拳”。201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营商环境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目前，我国营商环境正在大幅改善、总体向好，形成了各地竞相改善营商环境的可喜局面。许多地方为激发市场活力， 努力打造手续最简、环节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四最”营商环境。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改进审批服务，采取“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同城办”，实现了从“大厅办”到“现场办”“掌上办”，从“群众跑”到“数据跑”“工作人员跑”，从“多个门办一件事”到“一窗通办”“一网通办”的转变。据统计，2012年以来，我国市场主体年均净增长超1000万户，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右，企业开办时间已经由平均22.9天压缩到4个工作日以内，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31位，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显著的主要经济体。当然，这几年也有不少企业反映，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新官不理旧账”，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影响营商环境的问题仍时有发生。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渐进过程，没有“休止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按照二十大精神和要求，今后各级党委政府将会对标国际标准，对标市场需求，对标企业家期待，不断破解营商环境的痛点、堵点和难点，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广阔舞台和良好环境，让民营企业家真正有投资便利感、政策获得感、财产安全感。

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民营经济是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者、是美好生活产品的主要创造者、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征程的开启，许多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市场嗅觉敏锐、创新动力强、机制灵活、反应能力快的特点，从过去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敢于涉足新领域、采用新技术、开发新工艺，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创造新模式，努力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据统计，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50%左右，是驱动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创新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的角色。目前，全国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

近几年，面对经济下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许多民营企业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浪潮，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生产智能化、制造精细化、产品个性化、管理信息化、服务便利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显示了较强的生机和活力。当前，疫情冲击，百业艰难，唯创新者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精神，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把坚持创新放在发展首位，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切实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搞活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改革举措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激发创造热情、点燃创业激情，为每个人创造了发家致富的机会。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艰苦创业、不断创新，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涌现出一批大型和超大型民营企业。当前，民营企业的产业水平、技术积累和财富增长已达到一个新阶段，许多民营企业家经过多年的奋斗已经先富了起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创业创新、劳动致富的民营经济人士的再动员、再号召。提倡多劳多得，就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所有人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让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各类要素的致富创富活力竞相迸发，“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当前，要按照二十大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中的市场主体，不管是大中企业还是小商小贩，坚信“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不会改变，珍惜党和国家鼓励更多人创业创新致富的机会，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安心干企业、做生意、搞创新，把注意力放在提供更优质的能够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上，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自己的个人财富，继续争当新时代劳动创业致富的带头人，进而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提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是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利，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也是公民、法人等主体最为重要的权利。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人身财产安全却十分忧虑，弥漫着一种“小富即安、大富不安”情绪。他们反映：“不挣钱心慌，挣钱也心慌，钱挣得越多心越慌”。之所以造成一些民营企业家这种“心慌”和“不安”，主要是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不断推进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法治化进程。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重大宣示和庄严承诺。2021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标志着我国坚持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伟大实践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对于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新、用心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首次提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多年来，许多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致富不忘回馈社会、造福人民，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履行社会责任。如最近几年，有近13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帮扶近14万个贫困村，产业投入1100多亿元，公益投入160多亿元，带动和惠及18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实践。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大批民营企业家积极捐款捐物，提供志愿服务，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最近几届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大额捐款的主力军，上榜的民营企业占榜单所有企业总数的70%以上，其捐款总额占榜单总捐款额的80%以上。从2014年以后的企业捐赠比例中，民营企业始终排在第一。截至2020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基金会8385家，其中民营企业基金会超过1000家，基金会净资产总规模约1700亿元。近几年，不少有意愿、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家拿出自己的财富，通过建立各种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从以往的单纯捐赠发展为组织化、深度化的公益慈善行为，将企业运作管理方式注入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中，以造福民众福祉和贡献社会。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要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继续积极参与光彩事业、“万企兴万村”和其他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德、富而有爱、富而有责，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新的历史贡献。同时，要大力倡导、鼓励、支持先富人群参与慈善、捐赠等社会公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特别是基金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源复杂多样，自身构成多元，流动性比较强，素质参差不齐，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十分明显。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今后，要按照二十大精神，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